976年以后,美国经全面规划,陆续建成一批用最新技术武装的航空科技工程项目,如36×24米风洞、数字式气动力模拟器、航空推进系统试验设施等,保证了航空技术以较快速度发展,并在世界上全面领先。这一现象在其他航空发达国家几乎同时发生,如60年代前后,英国取消了一批飞机研制计划,前苏联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新的机型出现。
根据以上史实,可以总结一条共同规律: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往往带动一批项目上马,而一些项目的正确决策和实施又会促进科学技术水平提高,反之亦然。
⑵ 重大项目,特别是重大科技项目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及相应的政府政策密切联系在一起。
许多重大史实说明,重大项目,特别是重大科技工程项目的立项和实施,反映国家层次的总体战略。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和法西斯两大阵营都在研制新武器,最著名的是美国组织的原子弹研制计划“曼哈顿计划”,这一计划虽受到激烈反对,但战胜法西斯的最高战略使决策终于作出,并抢在纳粹之前研制成功。1957年,前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意味着洲际打击能力的存在,美国调整战略,不惜暂时影响航空技术的发展,把赶上和超过前苏联的航天技术为首要任务,虽有某些缺陷,但从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上看,不失为重大战略决策。
由于航空技术的悠久历史,80年代初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在美国出现所谓航空工业是否“夕阳”工业的争论。1981年里根出任美国总统后,一度大幅削减NASA的航空研究与工程项目经费。这种战略和政策的调整,严重影响了美国航空技术的发展。经组织调查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美国航空技术优势并不稳定,今后大胆投资是值得的,现有航空工程设施需要改进和现代化。1984-1985财年美国政府为NASA航空研究部分增加了投资,确定了各类先进飞行器所需的具体技术发展项目。
到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在世界上形成了“高技术”概念,航空技术被公认为高技术范畴,航空工业被列为高技术产业,发达国家不遗余力继续发展航空技术,较有实力的发展中国家纷纷以发展航空工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1991年发生的海湾战争进一步表明航空高技术武器在战争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场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发表了《国家关键技术报告》,其中列出航空技术发展的七大关键,一批科技工程项目得以适时发展。海湾战争后对航空武器和民用运输机的量的需求有所下降,但航空研究有增无减,各种新技术层出不穷。
根据以上事例,又可总结另一条共同规律:重大形势变化及其引起的政策调整,往往带动一批项目上马,而一些项目的正确决策和实施,又会促进某些战略目标的实现。
⑶ 不论实行什么经济体制的国家,高层宏观战略决策对重大项目、特别是重大科技工程项目的立项和实施起决定作用。
由于重大项目、特别是重大科技工程项目投资多、风险大、周期长、技术难,一般工业财团没有能力或不感兴趣进行投资。这些项目又往往涉及国家利益,主要由国家投资,政府出面组织。如在实行市场经济最彻底的美国,规模庞大的航空地面科技工程由政府投资,主要在NASA建设。新兴航空工业国家巴西和印尼,近20年来有突出发展,都是在政府直接控制和支持下获得的。中国不论实行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重大工程项目的立项和实施,高层宏观战略决策都起决定作用,如三峡工程历经数十年论证,京九铁路工程决策前也有几十年设想。
从这个意义说,国家层次的决策者(领导者)是重大项目立项的决定因素。如前述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是由罗斯福总统亲自作出的。1957年后,在贬低有人驾驶航空武器的国际思潮中,戴高乐总统坚持认为:“导弹在若干年内还不能代替飞机”,法国的航空技术没有受到过大影响,不仅继续发展,并在以后超过了英国,显示了高层决策者的重要作用。1991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不仅加速了改革开放的发展,也促进了一批重大项目的上马。相反的例子也不少,如1946年美国空军提出研究“人造地球卫星的现实性及军事用途”,但当时决策者认为这只是科幻小说中的东西,没有现实意义。结果,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于1957年由前苏联首先发射上天。
根据以上事例,还可总结第三条共同规律:高层宏观战略决策对重大项目、特别是重大科技工程项目的立项和实施,起决定作用,其中国家层次的决策者(领导者)是重大项目立项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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