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和低收入家庭，现在再到北大看一看，很难再找到贫苦家庭出身的孩子。
中国的教育资源配置是出了比较大的问题。因此，不要一谈共同富裕就想到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其实是很小的一部分，最重要还是要有实现共同富裕的机制。大家都明白教育太重要了，我们讲共同富裕首要的问题还是要先实现教育的公平。
澎湃新闻：要实现教育公平，我们当前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姚洋：最大的障碍与我们的文化有关。比如，放任超级中学的做法，深层次上就与我们的文化心理有关。中国人从心底里就认可精英主义文化或是贤能主义。中国人心里头实际上没有多少共同体的概念，骨子里就相信只有自身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
比如我提出说，中国的教育出问题了，很多人就非常不赞同。他们认为，只要努力聪明，就应该上北大清华。这种思想根深蒂固。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共同富裕，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是不一致的，推行下去有相当的难度。
中国人的这种精英主义传统当然有很多好处，比如奖励个人努力等。但是另一方面，要想把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的思想贯彻下去，国家应该投入资源，在制度上尽量去实现教育的公平，同时不要去动中产阶层的奶酪。
我估计中国至少50%的家庭没有参与到中产阶层的教育竞争游戏，他们没多少钱去补习，反正最后孩子能上一个普通的大学就行了。国家应该增加对收入最低的50%的家庭的教育资源投入，提高农村地区和城市中较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水平，而不是要把中产阶层拉下来。
澎湃新闻：关于扩大中产阶层群体的比重，这次会议还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要实现橄榄型的分配结构。相应应该有哪些实际举措？
姚洋：实现橄榄型的分配结构，就需要有更多的人成为中产阶层。过去有很多“草莽英雄”，如今这个时代过去了，不提高教育水平，成为中产阶层的概率是极低的。我们要实现共同富裕，第一要务就是把教育先搞好，这是最重要的。准确地说，教育公平是第一位的。
效率优先的观念要转变
澎湃新闻：此次会议提出“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怎么理解？
姚洋：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效率被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比如说征收房产税的问题，很多人反对征收房产税，他们认为这是对财产所有权的剥夺。这种非常极端的观点很有意思，在中国很流行，其实在任何发达国家都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论点了，包括在美国。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都认为效率是第一位的，公平只是兼顾，而不是二者携手并进。在这个层面上说，目前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也意味着，要让大家接受这种观念的转变，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不仅是社会大众，包括官员都需要转换观念。
澎湃新闻：在新的阶段中，企业家精神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姚洋：即便是在美国，他们的企业家精神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要关注它们的利益相关者，过去的企业只对投资者负责，对股东负责，但现在，特别是对那些大企业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应该顾及到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换言之，企业与社会应该是一个共生体。对于企业来说，要支持推动共同富裕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不仅仅是捐钱“买平安”。若是成了这样，也是一个不好的取向，好像是政府逼着去做的，政府不逼，企业就不会捐款的。企业为什么不能主动地去做一些事情呢？
企业家是我们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但企业家也要与时俱进，思想观念不能还停留在上个时代，只谋求自身的发展，把员工只当作是工具。企业是社会中的一个单元，是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
澎湃新闻：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企业家作为社会的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