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也就是说把补贴和价格，价补分离，价格是价格，补贴是补贴，价格的话要跟着市场走。”
毛学峰认为，粮食价格改革整体方向是对的，但是需要考虑政策惯性和多方利益权衡。他建议，改革首先需要形成市场机制，政府不应该对粮食价格作出太多干预，以价格激励农民种粮；其次需要提高粮食质量，放开价格，实现优质优价。
个别粮食产区严重退化
事实上，觉得种粮“吃亏”的不仅仅是普通农民，还有地方政府。
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地方盛传“要致富，铲掉玉米是出路”，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在无形中被对立起来。钟钰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号召调减玉米改种经济作物，但首先被调减的都是灌溉条件好、坡度平缓的坝区稻田。
粮食生产的投入不足，使得当地粮食产需缺口逐年增加。在钟钰调研的云贵2省6县市中，不论是粮食生产大县还是生产小县，自给程度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如贵州普定县口粮消费缺口达46％；贵州水城县本地水稻产量仅1万吨；云南宣威全县粮食总产大致仅够生猪饲料用量，口粮95％以上需要外调。
由于粮食产不足需，上述六县市粮食调入数量不断增加，对外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东北米、河南面”是当地口粮供应的主体。中国农科院的调研报告显示，云贵两省正在从粮食产销平衡区退化为主销区，退化趋势正在加快、退化程度不断加深。报告认为，对粮食安全认识有偏差，是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
当地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上也呈现出明显短板：土地细碎化程度高，规模化程度低，生产成本高，抗自然灾害能力弱。在贵州省织金县种植面积达到20亩以上就算种植大户，全县1000多个种植大户中仅有100户纯种粮。云南省宣威县粮食生产基本是单家独户，耕地流转率仅10％。由于没有适度规模经营，粮食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偏高。贵州省普定县化处镇稻谷每亩收入1000元，算上5个工成本高达1090元。
2018年织金、宣威和宜良三县的粮食机械化率分别为15％、30％和52％，远低于全国粮食80％的平均水平。中国农科院的调研报告显示，贵州省有效灌溉面积比重仅为24.7％，云南为29.8％，远低于50.3％的全国平均水平，位列全国倒数第1和倒数第5。云南亩产500公斤以下的低产田4797.9万亩，占耕地面积近一半，且大多种粮食作物，自然灾害影响大。云南近年来草地贪夜蛾、粘虫、蚜虫、螟虫轮番来袭，虫害形势严峻。此外当地仓储和烘干设备缺乏，玉米霉变问题突出。宜良饲料产业园区企业因本地玉米黄曲霉毒素超标50％以上，只能从黑龙江、内蒙古等地调运加工。
规模化经营难题同样困扰着传统产粮区。相关数据显示，黑龙江、吉林两省新型经营主体规模经营已占当地土地面积的一半。但钟钰调研发现，黑吉两省新型主体规模化经营风险在增加。当地土地租金波动加剧，土地经营收益、补贴与土地租金的联动效应突出显现，经营好了反而会带动土地流转价格的增加。在抗灾能力方面，当地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灾害应对能力严重不足，农田基建一直缺乏相关政策的有力扶持。此外，保险保障力度低、赔付门槛高，农民获得赔付有限。
目前中国一些产粮大省仍未根本消解“粮食强省—经济矮省—财政弱省”的窘境，“财粮倒挂”现象明显，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
毛学峰认为，破解这个矛盾可能需要考虑在粮食主产区给予政策倾斜，但仅靠一点转移支付解决不了实际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