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放，还有积压，占用大量的财政资金；另一方面没有（产量），要大量的进口依赖国外。”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陈友权认为，这一现状成为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的突出问题之一。
中国粮食库存分为储备库存和商品库存两大部分，储备库存又分为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两类。在2008年世界性粮食危机之后，中国建立了以中央储备为主导、省级储备为支撑、市县和企业储备为基础的粮食储备体系。在粮食省长负责制下，地方被要求保持粮食主产区储存三个月、主销区储存六个月、产销平衡区储存四个半月的储备数量。
今年以来，上海、云南等省市粮食储备库存均居历史高位。但库存过高，是另一种负担。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钟钰在一次调研中对此感触很深。2019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他随中国农业科学院课题组奔赴豫鄂两省进行调研。钟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调查走访中发现，这些地区的基层粮库的陈粮比例偏高、储存时间长，成为无效库存。
其中，邓州市基层粮站工作人员说，“主产区粮库的粮食已经装到嗓子眼了”，但却因为价格高、流拍率高，基本处于不流通的状态。课题组还了解到，2019年春季，河南托市粮成交率不足0.2％，湖北的成交率几乎为0。一家粮企董事长还反映，河南70％~80％的粮食进入了中储粮的粮库，而加工企业却收不到粮食。“粮食在库里，不出来”，是许多加工企业的共同感受。
一些粮食品种出现阶段性过剩，更是形成高产量、高收购量、高库存量“三高”叠加。例如，2015年10月国家粮食局就曾指出，中国各类粮油仓储企业储存的粮食数量之大“前所未有”，储存在露天和简易存储设施中的国家政策性粮食数量之多也“前所未有”。高库存之下，当时中储粮吉林分公司辖区的玉米、水稻等库存粮食严重超负荷，尤其是玉米仓库爆满，“销不动、调不出、储不下”。在河南，收储的政策性粮食超3000万吨，由于粮库仓容不足，无法再启动政策性粮食收储。
国家对各级储备粮实行的是静态化管理，储备规模一经落实，没有有关部门批准，不得随意出库。《经济日报》曾报道，承储企业常因计划指令与市场脱节而贻误轮换时机，在粮食价格高的时候不能轮出，在粮食价格低的时候不敢收购。储备粮轮换常常会陷入“高价进、低价出”的困境，轮换差价越来越大，储备企业亏损严重。
原河南经济贸易高级技工学校党委书记、现任河南省粮食局调研员任伟民曾撰文指出，粮食采购的目的最终都是为了销售，决不是为了储存，“托市粮”却成了例外，大小代理收购点谁都期望延长储存时间以获取更多储存费用和利息补贴，这严重扭曲了购销基本原理。
曹宝明认为，粮食的高库存带来巨额的财政负担，也造成粮食品质和价值的下降。国家层面，对不同品种粮食的储存年限均有明确规定。其中长江以南，稻谷的储存年限是2~3年，玉米1~2年，豆类1~2年；长江以北，稻谷储存年限是2~3年，玉米2~3年，豆类1~2年。相较而言，玉米储存相对简单，而稻米储存则并不容易，进行生物传化困难，对淘汰下来的巨量陈粮的处理无疑是一道难题。
三农专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晓山认为，粮食不耐储存，过高的粮食储备量是一种资源浪费。粮食储存之后会再有成本，从财政和库存设施来讲，粮食库存的进一步大幅增加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近十年种粮成本显著上涨
短期或者周期性的粮食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