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老乡鸡在全国的员工数量达到16000多名，其中直营店达800家。受疫情影响，初一至初七这几天的损失达到2000多万元。西贝莜面村董事长贾国龙也曾表示，西贝莜面村400多家连锁店基本都已停业，仅存的外卖业务只能达到正常营收的5%至10%。
2月12日，盒马宣布开启新一轮招聘，开放3万个岗位，包括总部采购、技术、运营等，其中配送小哥最为紧缺。根据盒马的预估，当前全国盒马的工作岗位缺口约为1万人，加上今年规划新增的门店，全年人才需求预计在3万人左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郭泽强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共享用工”对整个社会都是有好处的，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原来因受限于合同问题、社保问题，员工不可能自由流动。而今，临时借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资源实现更合理地配置，对企业来说也可以节省人力开支。
“就目前情况来看，‘共享用工’创造出了巨大效益，解决了许多现阶段待岗人员的收入问题，缓解了商超行业人力不足的现状，实现了企业和员工互助共赢的局面。”郭泽强说。
据了解，截至2月17日，沃尔玛全国400多家大卖场、社区店和山姆会员商店已入职兼职人员超过3000人。
北京律师肖东平分析认为，企业跨界试水“共享用工”，有多重意义。一是企业提升了自身在特殊时期的履约能力，快速形成大量劳动力供给和多地域同时响应。二是分摊了企业用工成本，是企业对自身存量劳动力资源价值挖掘的自救行为。三是便于将防疫期间的闲置员工统一管理、集中防疫。
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法律风险不容忽视
疫情期间，“共享用工”模式意外走红，缓解了许多企业和员工的燃眉之急，但其中也存在诸多法律问题有待解决。例如，“共享用工”模式究竟有多大的适用范围？成本和风险该如何防控？“共享用工”模式是应对疫情的临时之举，还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采访中，有专家认为，“共享用工”这个提法还有待商榷，之前的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都是指物品，而如果把人也共享，是将人“物化”的表现，会在不经意间弱化劳动者的概念，进而使得人格权受损。我们应该把“共享用工”看成一种灵活用工的方式，这不仅是一种应急措施，也是一种趋势，未来越来越多的人将有机会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上，而并不一定要和某一家企业捆绑在一起。
2月17日，哈啰出行宣布，哈啰单车、助力车事业部将在全国多省市开放8000个车辆运维岗位，包括车辆调度员、“单车猎人”等，供因疫情暂时停工的人群选择。
在武汉律师张庆华看来，对于“共享用工”，风险主要在于劳务关系的认定。劳务关系，是指提供劳务的一方为需要的一方以劳动形式提供劳动活动，而需要方支付约定报酬的社会关系。“共享用工”与用工企业专门签订了劳务合同，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劳务安排都是由原企业统一安排，并由原企业统一收取劳务费用，再分发给员工，这与典型的劳务关系存在差异。
张庆华认为，目前“共享用工”大多属于跨行业借调用工的模式，即社保仍由原单位缴纳，工资由借用单位承担并由原单位负责发放。
对于“共享用工”模式下的三个参与方而言，其法律风险各不相同。为了避免可能带来的风险，现用工企业应与员工原企业和员工均签订好相关协议，约定清楚权利义务、风险责任承担等问题，核实原企业的工伤、医疗等保险的参保情况，并对员工进行必要的岗前培训，通过筛选确定身体素质、工作能力等方面是否符合岗位要求。此外，还应为其购买商业保险，防范可能存在的风险。
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运书说，“共享用工”不是法律上的定义或用语，从其体现出的法律关系来看，与大家熟悉的劳务派遣、劳务外包较为类似。国际上，在一些人才高度流动的经济体中，“共享用工”是一种常态化用工形式。而在我国，“共享用工”是一个新生事物。为了能够真正发挥好新模式的作用，建议法院、劳动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能够就当前形势给出指导意见，打消各方的后顾之忧，在切实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帮助更多的困难企业结伴前行，共渡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