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隐性传播，最原始的隔离就是最好的办法。有必要与人接触时，相隔一米五到两米以上交流，回来尽快洗手消毒，不要揉眼睛，不要摸口鼻。
当然，中国这么大，中国人这么多，人人都做好很难。这就需要网格化的社会管理发挥作用，每个大小管理者都要守好自己的一方寸土。
现在真的需要全体中国人同心同德！
《中国科学报》：关于新型冠状病毒在脱离生物体的条件下究竟能存活多久，现在网上有很多说法，究竟哪个是真的？
陈薇：目前还没有真实数据，因为当前分离出的活病毒大多用来做药物筛选试验了，毕竟疫情防控和抢救病人才是目前的首要任务。
当然，即便是一种新病毒，它仍然是冠状病毒大家族的成员，所以这方面的基本特征不会偏离太多。
SARS病毒可以在土壤、玻璃、金属、塑料等表面存活2~3天，这个数据可以作为参考。
《中国科学报》：大家都说我们一定能战胜这次疫情，真正的战胜究竟是什么样呢？
陈薇：所谓的战胜有几种：第一就是根除。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但人类历史上真正根除的传染病其实很少，比如完全消灭的天花和即将被消灭的小儿麻痹。
第二种就是像“非典”那样，17年间，再没有出现过跟SARS序列相同，可以人传人的病毒。
第三种就像H1N1那样，虽然控制住了当年的大流行，但不时还会出现一定规模的流行，目前把这种病毒作为常规接种流感疫苗的一种成分来阻断继续流行。
遇到一种新病，我们当然希望能彻底消灭它。但有时候，过度干预反而可能刺激它快速突变——这里面有很多权衡和博弈。
因此，新型冠状病毒将被何种方式“战胜”，现在还不好预测，一切都在发展当中。
《中国科学报》：目前您有哪些比较担心的问题？
陈薇：中间宿主还没有找到，也许还在发挥着作用。
《中国科学报》：最近一些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论文引起了巨大的社会争议，对此您怎么看？
陈薇：发论文本身无可厚非。但疫情当头，关键数据的及时公开、共享有利于各方力量齐心协力做好疫情防控，这是一个需要关注并通过立法保障的问题。
《中国科学报》：关于这次疫情，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陈薇：疫情防控绝对不能等到疫情来了再做。
国家有必要建立防疫科研白名单，形成真正有力的“首席科学家”体制，长期支持一批团队一辈子就做某种病毒或细菌的深入系统研究，不追热点，敢坐冷板凳，别管这个病毒是来了还是走了。
如果觉得单个团队有风险，还可以设置A、B团队互相PK。这样国家投入的经费比现在这种情况少多了，还能花在刀刃上。
最关键的是，一旦疫情发生，就能迅速找到最权威的团队，即使出了事故也知道打谁的板子。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新型冠状病毒一来，谁都觉得自己能做，但发挥的作用还是有限。
这次疫情暴露的问题，得到的经验，都要好好地梳理。
今后我们国家应该从立法层面来管理疫情的反馈流程，明确规定各部门的主要职能，并且对信息公开、数据共享不及时、不透明导致的不良后果进行依法惩处。
此外，在缺乏疫苗和特效药的前提下，康复患者的血浆是临床特异性治疗最可及的资源。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大病之后重在休养，过去很多康复者不愿意捐献自己的血浆。
今天（1月31日）上午，国家科技部下发了《关于请协助采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康复者血液样本的函》。
我们拿着这个红头文件，有22名康复患者表示愿意让我们检测血液标本是否符合献浆标准。其中有的人身体虚弱，连采血都很困难，这让我们非常感动。
在政府推行免费治疗、医务人员献身拼搏的大环境下，在康复患者和医护人员同心同德，为病友们作出贡献的时刻，我也呼吁：应当从立法层面要求康复者在知情同意、符合伦理、身体情况允许的前提下捐献宝贵的血浆，用于他人的急救。
《中国科学报》：你在武汉抗疫一线，看到了哪些印象深刻的景象？
陈薇：医护人员确实很疲惫。
我昨天（1月30日）上午在金银潭医院，见到了张定宇院长。他本身是一个渐冻症患者，自己的妻子也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但还夜以继日奋战在一线抢救生命。我对他说：“你的事迹让我非常感动”。
《中国科学报》：他怎么回复您的？
陈薇：他说“彼此彼此”（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