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出自己大部分财产给慈善事业。我们会定期举办活动，聚在一起讨论。我们已有几位来自中国的成员，希望能看到更多中国成员的参与。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目前大概有180位成员。人们开始做慈善的年龄常常因人而异，以及如何让自己的配偶、孩子也参与进来，每个家庭的方式都不一样。还有他们选择的投入领域，可以是应对某种疾病，也可能是其他的领域；可能是针对当地社区，或是帮助贫困国家，在那里一美元也能带来很大的影响。
慈善的魅力之一正来自它的多样性，人们可以做出相应的选择。我从40多岁开始涉足慈善，但是全情投入慈善是在我50多岁的时候。现在我已经60多了，刚刚过了63岁生日。像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从30多岁就开始从事慈善事业，虽然不是全职，比我开始的年纪早了很多。我觉得这很好。当他到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会积累很多经验，哪些方法行得通，哪些行不通。
大多数人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都不想做高科技公司的CEO了，当然也有人会这么做，拉里·埃里森应该还在担任甲骨文的CEO。总之，人们会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捐赠誓约”的特点之一就是慈善家之间可以互相交流探讨，比如哪些做法是行之有效的，他们享受哪个部分，是否雇员工，以及如何选择要在哪个领域开展工作等等。大家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都很开放和坦率。
中国一些企业家都很成功，这很了不起。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他们的公司都能跻身最优秀的企业之列，他们作出了非常大的成就。如果要说哪个经济体的数字化发展最先进，那一定是中国。中国到哪儿都是数字支付，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但中国是目前唯一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其他国家将来也会慢慢实现。盖茨基金会也在帮助贫困国家利用数字支付，因为这意味着存款、贷款的交易费用可以大幅降低。盖茨基金会有一个普惠金融项目，并且和中国企业在一些国家开展过这方面的合作。
媒体：您之前是非常棒的程序员，后来是微软的CEO，但是之前听您的讲话，现在又成为了人类粪便的专家了，您是如何在这三个角色之间转换的？
比尔·盖茨：我一直通过创新的角度看这个世界。我20多到40多岁的时候，视线比较窄，但是非常深入，主要关注于软件领域。即使在微软的时候，我也将很多其他的事情交由团队处理，以保证我能专注于创新项目，比如windows，Office和早期AI工作。
到2008年的时候我的全职工作重心转向了基金会。我之前一直关注生物学，但算不上是个内行。我很幸运能找到很多专家愿意跟我讨论，而且互联网时代给我们带来了大量优质的学习材料。我学到了很多药物、疫苗、传染病相关的知识。特别是传染病，很多贫困的国家还在承受很多这方面的负担。这与我在微软做的为很多大型研发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是非常相似的，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比如监管要求等等。
卫生设施领域也有我需要学习的很多新东西，粪便能否燃烧，能量如何实现转换，怎样进行分离，很多是有趣的工程问题。当时对这方面投资的人还很少，对很多企业来说风险太大。我们甚至不知道应该让谁来做这种新型厕所，因为这需要很多工程技能。我们现在使用的厕所其实比较简单，本身不涉及大量的化学处理过程，这个过程大多都在大规模污水处理厂进行，但是污水处理厂使用的技术与适合家庭厕所的技术非常不同。所以我们需要号召一些大学和新的企业加入。
即使是在基金会以外的其他工作，如能通过能源创新去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这也涉及到怎样拿到投资，谁来进行创新，不同领域的创新发展到了哪个程度，怎样加速创新等等。思路是相同的。实际上，中国决定开展大量创新投资，这里的一流大学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比如清华是很棒的一个大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