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发展前沿是一样的，没有秘密可言。如果我们能用AI来研发药物，治疗癌症和阿兹海默症，这不是“零和博弈”，或是像足球比赛总会有赢的一方和输的一方。
在创新领域，当然武器不算，因为它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武器是“负和博弈”，因为武器的研发要用资源，而研发出来之后又会摧毁资源，所以战争实际上是负和的。但是研发新型药品，或是开发教育软件让贫困家庭的学生也能学习，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只要能做出这样的创新就是好事。
媒体：谈到具体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我们注意到您最近和欧盟方面成立了一个基金来推进清洁能源来应对气候变化，这种合作模式未来是否有计划在中国复制？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发展和治理中的角色？
比尔·盖茨：在签署巴黎气候协定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除了制定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以外，还提出了另外一个叫做“创新使命”的倡议。共有30多个国家承诺要提高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其中包括了中国、印度、美国、日本等所有研究投入大国，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大量创新。要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仅通过发电行业减排是不够的，而是要涉及交通、工业经济、钢铁、水泥、农业、土地使用、畜牧业等等方面。要将温室气体排放降为零是非常困难的。
中国对基础能源研究的投入不断增加，也是创新使命倡议的积极参与者。但在基础研究之后，下一步要推动风险投资——针对那些推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产品的公司——欧盟已经宣布这样做。如果中国政府也希望成立针对这一领域的风险投资基金，我们也可以尝试建立一个与欧盟相似的合作伙伴关系。
在突破能源投资基金（Breakthrough Energy Ventures, BEV）的20位投资人中，有两位是中国投资人。重点在于要提高基础研究的预算，然后才会有欧洲突破性能源这样的机构来考察这些科研成果，提出有哪些新的水泥和钢铁制造技术可以应用，或者哪些成果可以从实验室进入到下一步测试。
媒体：联合国将在下月召开气候大会，但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到现在，各国政府很难就气候问题达成一致。非政府组织（NGO）能在这方面发挥哪些作用么？
比尔·盖茨：目前有很多NGO，至少是在美国，有很多环保NGO就这类问题大声呼吁。比如在我居住的华盛顿州就有关于收取碳税的提议，12个小时后决议结果就会出来，虽然通过的几率并不大，但是值得一试。对于气候问题方面的很多投资都多亏了来自民间社会强烈的呼吁和参与。我相信未来美国会重新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上来。
从实际来看，如果我们希望将全球变暖控制在两摄氏度以内，必须要求在短时间内作出并落实大量的创新。现在更有可能的是把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三摄氏度，如果我们不够小心谨慎，上升幅度可能更高。
当然你很难提出要求，比如让印度不能再用煤这种便宜的方式发电，当然各国作出了很多投资和承诺，最终不再用煤，但问题在于能源结构的转变需要时间。大部分国家的进程都是滞后的，包括德国，虽然意愿很好，也做了很多工作；还有澳大利亚，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一些政治争议。没有多少国家超前完成了承诺。时间越长，实现承诺就变得越加困难。采取措施减少能源浪费，或者用天然气代替煤炭，这些是能够比较快地做到的。但下一阶段的排放减少要困难得多。
媒体：由企业家转型为慈善家，您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在您看来，企业家应当如何平衡企业权利与社会责任？在这方面，你认为中国企业家应该如何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比尔·盖茨：我在这方面最主要的工作是提出了 “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倡议，宣誓人都是非常富有的个人，他们承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