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承受压力的方式非常夸张，就是永远要考第一名。他连续考了8次全校第一名。上大学的时候，他每周六晚上七点准时给家里打电话，每两周写一封家信——与其说是家信，不如说是学习总结。他永远列表一二三四，告诉家人，这两周获得了哪些奖项，组织了哪些活动，而接下来半个月的安排又是什么。
前一阵，刘延锋看赵薇的《致青春》，感同身受。“赵又廷那句台词说的不就是我吗——我的人生是一栋只能建造一次的楼房，我必须让它精确无比，不能有一厘米差池。那些年里，我真的就是这样。”
在斯坦福，刘延锋也经历了TOUCHY FEELY的洗礼。这不啻为一次情感启蒙。从觉得“我的内心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拷贝”，“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几乎从来没有想过要找人诉说，也从来不觉得有这个必要”，到开始一点点放开自己。可以说，课程前后的刘延锋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以前，他很少去关注自己的情绪，人生似乎是一个由他设定好目标函数的最优化求解过程，正像是他所精通的各种复杂金融交易、定价和金融模型。这种极其理性、苛求完美的思维方式有助于他的职业生涯——他确实是一位相当出色的投资银行家。你要知道，他在去斯坦福的飞机上就把两年的学费赚回来了（当然，一年之后遇到金融危机又赔回去了）。
“这种近乎自残的完美主义倾向和自我成长方式，带给我本人的压力，由于自己早已习惯，我已浑然不觉，但必然会对身边的人产生无形的压力，虽然我自己从不希望这样。”
刘延锋开始更加敏感地了解自己的感受和别人的情绪，真正去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分析别人所处的具体环境，从而更能理解别人本来似乎不可理解的行为，更有耐心地去包容别人的错误，去无条件地爱别人。他一直记得Joel Peterson教授（同时也是美国捷蓝航空董事长）在他们临毕业前与他们分享的话，“I can love the people I don’t like。”
在斯坦福，让刘延锋记忆最深刻的另一件事不是参加巴菲特公司年会，而是和家庭与爱有关。他刚入学时就碰到美国Capital One银行的创办人回校演讲。创业之初，在他经过多年努力后，公司取得了一个突破性进展。当他回家告诉妻子之时，他的妻子却哭了，因为担心他从此会变，会无暇顾及家庭亲情。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立即给了妻子一个承诺：亲爱的，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变了，你就告诉我，我第二天就离开公司，回家陪你和孩子。
那次聚会上，刘延锋迟到了。当别人都在聊学校趣闻轶事的时候，他冷不丁开口，说的就是这段往事。因为没有语境，这话难免叫人不以为然，像是又一个冠冕堂皇的人在说冠冕堂皇的话。不过，如果意识到刘延锋这些年的变化，你就会恍然大悟——他好像在说家庭，其实还是说的本我，那与任何创业、金钱、名望和成功无关，是一个人情感的自由流动。
野兽的小时候
2010年，陈曲刚刚从德意志银行跳槽到红杉资本。他不过是从大望路的一栋写字楼换到隔壁另外一栋写字楼上班而已，但感觉像是两个平行世界。
他的同事胡丹带着他去看了有生以来第一个早期项目。在一间堆满化妆品盒子的简陋办公室里，他认识了一个刚刚从斯坦福商学院毕业的年轻人。
“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陈曲回忆说，“我以前做投行，见过的企业家都是背着手，带着人，跟他说完话恨不得退着走的那种人。可是他不一样，他身上有一种从里到外的自信，而且他的人和他身处的环境有巨大的反差，可是他轻易就接受这种反差。这让你觉得，他一定是个somebody。”
这个年轻人就是陈欧。当时，他正在最糟糕的时候，第一个创业项目夭折了。也是他最意气风发的时候，他几乎立即就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打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