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5日，北京时间17时30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委员会秘书乌尔班·伦达尔在瑞典卡罗琳医学院“诺贝尔大厅”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给出的评语说：“由寄生虫引发的疾病困扰了人类几千年，构成重大的全球性健康问题。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应用在治疗中，使疟疾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降低。”
早在2011年拿到号称“诺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时，屠呦呦和屠呦呦现象就已引人瞩目。著名科学家饶毅当时就已认定，屠呦呦有极大的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的称号不胫而走。
但是饶毅也有担心，屠呦呦毕竟年事已高。2011年，屠呦呦已经81岁，而诺贝尔奖向来只授予健在人士。“我们大家应努力使他们能在有生之年获得诺贝尔奖。”饶毅说。
如今，那个“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终于迈出了最后的一步。
首要贡献者
世上的事总是充满机缘巧合。比如，如果没有越战，屠呦呦的人生会有怎样的轨迹？
或许，这个在学生时代长得还蛮清秀、戴眼镜、梳麻花辫的女研究员，会在中医研究院安静的办公室和实验室里默默地度过几十年，研究一些中草药的化学结构，取得一些不大不小的成果。
其实，后来让她声名鹊起的青蒿素，就是这样得来的。只不过，把她带到这个课题的缘由，是一场战争。
1967年，越南战争陷入拉锯。当时，一种可怕的瘟疫席卷战区，杀伤力之大远胜于子弹炸药，造成的非战斗性减员是战斗性减员的4—5倍。这种古老的瘟疫正是疟疾。当时越南方面向中国求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1967年5月23日，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500多名科研人员组成的科研集体，悄悄开始了一项特殊的使命，代号“523”，研究的指向明确——找到防治疟疾新药。两年后的1969年，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也参与进来。
那一年，屠呦呦39岁。1951年至1955年，她就读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生药学专业，其后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工作。她仅有大学本科学位，也被召集加入“523”项目。
因为具有中西医背景，而且勤奋，在那个资深科学家大部分已被打为右派的年代，屠呦呦很快被任命为研究组组长，带领一个小组的成员开始查阅中医药典籍，走访老中医，埋头于那些变黄、发脆的故纸堆中，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
屠呦呦研究组耗时3个月，从两千多个方药中筛出640个，又锁定到一百多个样本，最终入选的胡椒“虽对疟原虫抑制率达84%，但对疟原虫抑杀作用并不理想”。青蒿是当时的191号样本，虽然曾经有过68%的抑菌率，复筛结果却一直不好。
问题出在哪里呢？屠呦呦开始系统地查阅古代文献，希望能在古籍中找到只言片语，而这还真被她找到了。
这就是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的一句话：“青蒿一握，以水两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屠呦呦决定，用沸点只有35℃的乙醚代替水或酒精来提取青蒿素。这抓住了“牛鼻子”——温度正是青蒿素（青蒿素到了1972年才获得命名，此时研究组尚不知这种物质的化学结构）提取的关键，过高的温度将破坏青蒿素的性质，使其抗疟性丧失。
参与“523”项目的单位遍布北京、上海、云南、山东等全国各地，人员也数以百计，这是一个具有浓重时代特色的大规模政府主导的合作项目。而屠呦呦，这个仅仅是助理研究员的女性，在此时成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