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毕福剑的视频风波，让“严厉治理工作作风”成为央视新台长上任后的首要工作。目前“毕姥爷”的节目已被暂时停播，央视表示要严肃处理，舆论场里关于此事的讨论也在持续升温。那位上传视频的“告密者”应该收到了预期效果。在评价毕福剑言论的同时，公众也应警惕，类似的告密者越多，只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斥越来越多的紧张和恶意。
恶意“告密”同样需要关注
对于毕福剑在视频中的言论，外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方认为，毕福剑作为一名公众人物，不知道谨言慎行，公然散布与主流社会价值观相悖的言论，侮辱已故领导人，应该被严惩；另一方则认为，虽然毕福剑的言论中包含了对已故领导人“大不敬”的话语，但这毕竟是毕福剑在私人场合的言论，属于个人言论自由的范畴，用不着上纲上线。而无论是哪一方，都把主要的争议点大多放在了如何评价毕福剑的言论上。但此事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应当是未经许可而将私密场合的个人言论曝光的行为，因为这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很显然，视频上传者的动机，肯定不是为了维护已故领导人的尊严。因为若没有他将视频传上网，毕福剑的言论便不会如此大范围地为人知晓。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上传者才是那位令领袖形象受损的主攻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视频上传者就像是文革时期无孔不入的告密者，用政治正确来审视私域里的一言一行，把对方生活中的支言片语公布于众，用告密的手段，借助舆论来合力绞杀，一心想着玩残对方，这种做法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充满了恶意。
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任何人的一言一行都可以传之于网上而瞬间扩散至全世界。那么，越是在这种环境下，越见隐私之重要性，越见对社会中每个人的言行和道德的高要求。告密，根本上是对他人权利和自由的漠视，如果类似事件被广泛效仿，一直保有告密形态的幽灵不散，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处处小心，畏首畏尾，生怕被别人告发出卖，最终社会就无任何信任和和谐可言。
为何“告密”思维当下依旧盛行
需要厘清的是，“举报”和告密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举报”的内容限定在刑事范畴，即违法行为，如果某一“秘密活动”涉嫌刑事犯罪，比如走私、贩毒、贪污、盗窃，以及“密谋”实施直接危害他人生命和公共安全的暴力与恐怖，那么，将这一类的“密”向有关方面告发，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是每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因而这种“告发”是正当的；而将“告密”的内容限定在认识范畴，即思想言论，以打击他人为主要目的，则是为人所不齿的。
但数十年来，我们一直用“举报”或曰“检举揭发”来掩盖甚至美化“告密”这一行为。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人们无不以这种貌似正义的“革命”作为，来划清界线，显示自己的坚定立场；而善于投机者更是用它来邀功请赏――即如鲁迅所言，以他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文革”中所谓的“反戈一击有功”盖源于此。这种让中国人民陷入恐惧和不安的告密文化，极大地破坏了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和信任土壤。
以“思想罪”与“言论罪”将一个人绳之以“法”，那就必然给整个社会造成一种令人人自危的恐惧。而告密又往往是用以保护自己的一种有效手段，对于那些道德败坏、心理阴暗的人来讲，更是一种成本最小的邀宠和晋升的途径。权衡利害得失，既然告密可以趋利避害，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种思维方式，时至今日也很有市场，告密文化仍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湖北大学数计学院07级数学2班曾推行了一项“小天使计划”，让每个学生都有一个“秘密同学”在暗中盯梢监督，定期写出监督报告。；还有一些学校，布控了若干所谓的“信息员”，也是专门用来监视和报告该校师生的一言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