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美国《外交政策》撰文关注中国的“杀马特”文化，即在高速城镇化的过程中，一个从农村移民到城市的社会新群体。“杀马特”游走于较为艰苦的社会地带，如小发廊、网吧或者路边摊，他们与城中的办公建筑和购物中心格格不入，成为了阶层区分扩大的副产品。
近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文，讨论中国时下流行的“屌丝”现象，与“杀马特”的被冠名不同，“屌丝”是社会白领阶层用于自嘲的俚语。文章认为，“屌丝”的走红是城镇化加速的大环境下被催生出的产物。文章编译如下：
朱广（音译）是一名25岁的产品测试员。
身着阿迪达斯夹克、帆布鞋，不停地在捋自己的山羊胡，似乎，这位受访者有着“蓄须”的命，却没有“明志”的福。从简历上看，朱广是中国经济中崭露头角的获胜者，他来自上海的工人家庭，也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大学毕业后，朱广成为了中国IT界龙头联想集团的一名员工。
然而，朱广却把自己看做是一位失败者，他表示，自己在工作时像一只没头没面的雄蜂，税后工资4000元，平时在公司食堂吃饭，很晚才回到20平方米的合租小屋，平日的娱乐是在“家”打网络游戏。朱广没有女朋友，也没想去找，当问道为什么不找时，他说因为自己是一名“屌丝”。
“屌丝”是时下中国的街头俚语，即失败者的代名词，象征在特殊经济背景下，普通人很难靠自己获得成功。朱广说，人们称自己为“屌丝”是出于自嘲，但也许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就像甘地那样。
世界上出现“屌丝”这个词也是最近几年，但很快，“屌丝”成为人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尤其在IT领域，它被用于形容喜欢做白日梦、社交能力弱并且沉迷于网络游戏的社会人群。“屌丝”与日本的“食草族”还略有不同，因为与后者对工作和赚钱的厌恶相比，“屌丝”面对人生的选择性则更少。
伴随着生活成本的持续上涨，社会的上下流动日趋减弱。据南京审计学院教授陈怡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弗兰克?考威尔的研究显示，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相比，时下的中国底层人群更愿意安于其位，“社会变得更加僵硬了，”陈怡和考威尔在研究结论中这样写道。
朱广说，自己成为“屌丝”是因为他出生在工人的家庭，而不是所谓的“富二代”抑或“官二代”，与其他的“屌丝”同事们一样，“朱广们”都相信如若拥有更好的关系或财力，他们能上更好的大学，找到更体面的工作。
2012年，上海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位列中国三甲，达到40000元人民币，而朱广所从业的上海市张江科技园，平均收入甚至高过该市的平均水准。目前，朱广拿着税后8000美元的年收入，可以舒舒服服地向中产迈进，然而，依然有很多拿着比朱广高更多工资的人，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称作为“IT民工”，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区间的收入离购买舒适的公寓和轿车相差甚远。
在高速发展的经济体内，以上情况是社会的现实，中国社科院的社会学家张翼认为，“屌丝”现象折射出一种“被剥削”的感受，这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后产生的结果，在一次专访中张翼指出，底层人正感受强烈的集体疏离感，他们对向上流动感到希望渺茫。
然而，中国的底层社会却代表着巨大的市场商机，虽然这一群体的目标市场难以界定，但却仍然塑造了很多新的富豪，例如在中国的大众点评网上，一位商人就将三、四线城市收入在150至450美元区间的家庭列为自己的目标群体，大量地提供优惠券和团购，而在这位商人的眼中，朱广所代表的“IT民工”根本不算他所认为的社会底层。
去年，易观国际集团针对白领做了一项跨行业的调查，调查时下白领对“屌丝”的认同感。数据显示，超过90%的程序员和记者认为自己是“屌丝”，而在服务业和市场营销
行业，这一认同达80%，在所有的行业中，只有公务员的“屌丝”认同感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