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改革35年的见证者和受益者，柳传志最期盼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最希望在全球竞争中看到不同所有制团结有力的中国企业“联合舰队”，最愿意自己所代表的企业家群体被称作中国社会财富创造者。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尚前名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最大的改革红利，就是政府能够给企业发展创造一个非常透明、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
面对《瞭望》新闻周刊，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开门见山讲出了自己对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最大期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服务型的现代中国政府就不能再通过审批来决定微观市场竞争中谁行谁不行的问题，而要更多依靠企业家“在赛马中识别好马”。
作为中国民营企业队伍里的旗帜性人物，柳传志既是35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同时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在他的率领下，联想从一个作坊式的小企业成长为全球性企业，甚至成为国有企业竞相取经学习的榜样，书写了一部中国企业不断成长壮大的时代传奇。
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他对改革有了比常人更深的理解。“改革开放35年，中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但社会发展到今天，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像贪污腐败、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等。此外，民营企业家的拼搏积极性也受到了影响，亟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对于高举改革大旗、备受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他充满期待，“盼望着能出台一整套令人惊喜和振奋的改革措施，能够突破性地解决好当前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
《瞭望》：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临近，有关改革引发的讨论日益热烈。从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角度来看，你认为未来改革的关键点是什么？
柳传志：对于民营企业家自身来说，最希望的就是政府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最明显的就是减少审批，给企业创造一个非常透明、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
我对此有切身体会。上世纪80年代，经济运行还主要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当时我们已经具备了一些条件，便向国家申请希望生产电脑，但是因为科学院的企业不在国家体制内，所以就得不到批准。当时主管部门给出的理由是，“国家已经引进了八十多条生产线了，都做得不好，何必再多引进一条”。
没有办法，为了做自己的电脑，我们只好专门到香港设立了一个公司，因为香港生产是不需要许可证的。有一次，我们带着在香港生产的主机板到国际上参加一个展览，结果被国内的领导发现了，这才给了我们生产许可证。
后来在外国电脑大举进入中国的时候，国家批的其他项目都垮了，只剩下我们这一家。这说明在同样的环境下竞争，一个企业究竟能不能做得好，不在于是不是经过审批的。审批过多，很容易出现权力寻租的情况，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企业的发展动力。
《瞭望》：中央也在强调，经济改革的核心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但减少对微观经济干预并不意味着“撒手不管”，你觉得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主要应该在哪些领域更多发力？
柳传志：当前，国家强调经济增长要更多依靠消费需求。而要提高消费能力，除了企业要更好地善待员工，更加重要的是，国家要做好公平的二次分配。国家应该想办法把税收更好地用到弱势群体中去，减轻两极分化的状况。
两极分化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有些人利用特权、贪腐，这种造成的矛盾最大；还有一种，就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竞争也会造成两极分化，政府需要做的就是把挣得多的公平地挪到低收入群体一边。当前中国的税收已经不算低了，跟国际税收比还存在重复税收的成分，所以我认为关键要用好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