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在为图书《中国大商三十年罪与罚》做序时提到，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怎么对得起成本”这个问题，对此，柳传志说，“从这一点讲，我今天能站在这儿说话，有一定的因素，就是我要做好人”。
柳传志：
改革开放到今天体制上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企业要小心。我老老实实的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搞好。我把自己的事儿干好就完了。我觉得，这也是让我能够顺利过关的一个重要原因。
企业家经常坐在一块的时候，取得很大成绩的时候经常雄心万丈，觉得我们这个群体了不起，自己了不起。但我们做得最好的，最了不起的，也就20几年，30年的几乎一个没有。清末民初的时候，1900年前后，从张謇那一批一直到后来的军阀时期，再到解放初期，这批企业家的人数也不少。现在想想，除了一个人，其他的都没有善终，结果都不好。从历史长河来看，我们再怎么了不起，企业是不是以后长期的能继续下去，这真的值得我们好好思考。
在我们那个年代很重要的，如何适应环境。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政策不时在变。一个企业如果把握不好这个度，很难生存。我基本能够适应环境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这个年岁的人，经历过那些惨不忍睹的日子。从这点讲，我对改革开放，由衷的热爱。我一直很注意的看有关资料，政治斗争是怎么过来的，很不容易。
改革开放以后，少数人先富起来了，我们就是受益人。我们真的肩上有责任，我们真得做好人。我很多同学，做了改革的成本，比如大学毕业以后分到三线去，到贵州去了，跟现在在北京的不能比。还有知青，有一部分能回来，有一部分不能回来。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怎么对得起成本，这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从这一点讲，我今天能站在这儿说话，有一定的因素，就是我要做好人。我举几个例子。
联想一开始科学院投了20万，我们自由组合、自负盈亏，后来进行股份制改造，员工们买了股份，成了股份制公司。每个股份制改造以前，在1988年，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完全是我和同伴用捣鬼的方式，而且国家没有任何法律阻止我们把它变成自己的公司。1989年我在香港办企业，看到很多的国内窗口公司，各个部分、各个地方都在香港设公司，做着做着就把客户的钱拿走，变成香港人了。我没那么做。我一本正经的和我的同事，好好的走股份制改造的道路。最后我们走成了，我们自己也成了股东。虽然股份比例不那么大，但我已经很自豪了。做好人，很重要。
再讲一个做好人的例子。1988年中关村很多企业在做电脑，实际是要通过买走 私的方式，买进东西去卖的。我们也不例外。因为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企业能避开这个。整个国家，包括军 队都在做企业，全部都是走 私货品，但得有个度。那个时候如果我不做电脑，干脆倒腾外汇、倒腾进出口批文，最起码我们那时候企业的几百人会发更大的财。但我没有，我一直致力于做自有品牌电脑，一直没有动摇。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想为社会做贡献，想为改革开放做贡献。这是真心话。虽然是表扬自己，但说的是真的。
改革开放到今天体制上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企业要小心。我老老实实的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搞好。我把自己的事儿干好就完了。我觉得，这也是让我能够顺利过关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观那些企业失败的案例，不能适应环境是一方面，更多的还是企业管理有问题。很多企业对现有的业务做得不错，但它不能很科学的制订战略。当前做得好，要考虑以后会怎样。以后行业发生变化，环境发生变化，有些企业扛不住就死了。
企业怎么能活下来，我觉得还是要认真研究企业管理。怎么制订战略，怎么好好的执行战略；怎么培养人，培养谁。你的员工不爱打仗，没有积极性，不会打仗，没有能力，组织架构都不合理，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要好好研究的。大风浪来了，谁的能力强，谁就能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