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管理重视执行力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总认为执行力有欠缺，没有达到预期目标都是执行力惹的祸，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说执行是与决策相对应的概念，管理者在决策中居高临下，那不仅是一种封建意识，甚至连封建统治阶层所曾经具有的管理境界都没有达到。比如在唐代的开拓君主李世民的心目中，“执行力”就很神圣，他生怕决策不适于执行，终将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对执行力常怀敬畏之心
强调执行力一类的书籍受到管理者热捧时，曾被有识之士称之为“奴书”；而唐玄宗时史臣吴兢编撰的历史文献《贞观政要》也可以称之为“奴书”。只不过前者试图对被管理者进行“没有任何借口”的奴化；而后者则着意于对管理者进行匡正，即“志在匡君”。该书对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时期的历史经验作了系统总结和全面介绍，历史上也受到过热捧。
封建君主的权威至高无上，似乎不愁得不到执行力；唐太宗个人一世英雄，“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更是如此；为什么他能够虚心纳谏，“从善如流”？唐太宗的团队不可谓不强：房玄龄善于筹划，一心为国；杜如晦决策果断，大胆推行；李靖既可以在外带兵打仗做将军，又可以进入朝廷搞管理当宰相；温彦博报告国家公务详细明了，不会把“经”念歪；戴胄善于处理繁重的事务，解决难题井井有条。加上政权稳固，掌握了全国的优质资源，号令一出朝廷，天下闻风而动。在这种令行禁止的良好氛围中，李世民没有颐指气使，更加倚重敢于直言相谏的魏征。这是因为他深切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所以不敢率性而为。
一向刚正不阿的魏征倒是对李世民恭维过一番：“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那意思是说，执行力有“载舟”、“覆舟”的两面性，你作为皇帝能够感到老百姓的力量可畏，确实很对。在这里，“圣旨”并非专指皇帝的意见、指令，而是指事情本来的意义和主旨。在执行力的语境中，如果说“载舟”表示执行力决定决策的贯彻落地，那么“覆舟”就是执行力对决策的颠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状况的最坏结果。这种对决策“圣旨”的把握，显然要比现在的一些管理大师们的认识要高明的多。如果管理者面对执行力“载舟”、“覆舟”的两面性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也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应当承认，管理者对执行力整体上的敬畏与一对一的尊重执行者不是一回事，保持管理者的权威是必要的。问题在于，要求执行者接受指令时没有任何借口，在管理者面前唯唯诺诺地回答一个“是”字，那其实是不难做到的；难能可贵的倒是执行者能够出于公心，敢于表达不同意见。贞观四年，唐太宗在长安下诏，征发民工士卒修建远在洛阳的乾元殿，以备自己巡狩的时候住一阵子。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反对，认为这样大兴土木，还不如刚刚被推翻的隋炀帝，并且提出了五条理由。唐太宗立即召见张玄素，追问他我这样做是否连桀、纣这样的暴君也不如。张玄素竞点头称是。唐太宗只好收回成命。唐太宗后来对房玄龄说：“张玄素的意见非常中肯。可贵的是他能够在‘众人之唯唯’的情况下敢于说‘不’，这应予嘉奖。”
时刻防止决策出现偏差
贞观十六年的一天，李世民向魏征咨询：在执行出现偏差与决策出现偏差之间，哪一个危害性更大？魏征认为前者的危害性更大。李世民又问道：“北齐时的文宣帝昏庸残暴，但是经过担任尚书仆射的大臣杨遵彦的极力匡扶，也能使北齐的统治得以维持，这又如何解释呢？”魏徵说：“杨遵彦使国家幸免于难，仅能救亡于一时，谈不上大治。即便如此，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