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等了两年以后，公众终于等来了“打工皇帝”唐骏的一声道歉：6月19日晚，在北大博雅酒店举行的讲座上，唐骏宣布：“今天正式在公众场合为‘学历门’道歉”，并告诉在场听众，“不要学我”。2010年7月，唐骏被指“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系造假，之后方舟子又称他就读的美国西太平洋大学是一家卖文凭的野鸡大学。（6月20日《潇湘晨报》）
对于这一迟来的道歉，网上线下非议之声连篇。“学历门”的揭露者方舟子更是透过微博放话，“迟到的道歉聊胜于无”。不过我个人以为，尽管曾有过搪塞、狡辩甚至否认等令人失望的表现，但在“瑕不掩瑜说”依然大有市场，公众的注意力早已转向“论文博士”厅长背后的学历猫腻、名校硕士班其中的文凭腐败，甚至连方舟子的论敌都已换了好几茬的情况下，唐骏有勇气再站出来自揭伤疤、正式道歉，其行为多少也可算是“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应该看到，经过公共舆论的不懈努力，近年来，官员、明星等公众人物因做错事、讲错话而道歉的情况呈增多之势，但与民主社会中“如空气般平常”的道歉频率相比依然还有差距，道歉之于公众人物仍然是种稀缺的品质。一个最新的反例是，6月17日下午，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在南京演讲时遭到反家暴人士的抗议，要求其在“真正悔改之前，闭嘴”。期间双方发生推搡，随后现身的李阳要求工作人员：“把他们的牌子都砸了！”
公众人物为何“歉”口难开？一方面这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尽管我们从小都被灌输“知错就改、善莫大焉”的道理，但碍于“面子文化”的强大阻力，人们依然习惯以沉默代替道歉，甚至就连作为公民教育传播者的新闻媒体，也鲜有几家愿意设置“更正与说明”栏目；另一方面，在于公众人物特别是官员的权力和财富并非直接来源于公众，因而其敢在面对舆论指责时摆出一副藐视民意、挑战公序良俗的傲慢姿态。
从这个意义上讲，唐骏道歉无疑极具指标意义。从个体层面看，它标志着在“励志导师”的形象因“学历门”倒塌以后，一个更加真实的平常唐骏的诞生；从社会意义上讲，这让某些过于看重面子的人士了悟，鞠躬道歉原来是件这么容易的事情，进而反思自己以往的行为——如是否有必要为了“不丢份儿”，将打人的弟子捧为“民族英雄”，致使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以及思考如何别让“不会道歉”绊了中国人融入世界文明的脚步。
最后再补充一句：既然唐骏已经坦诚道歉了，那么当年力挺他的“校友”禹晋永童鞋是否也该有个表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