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集体焦虑的时代！两会期间网上传播甚广的一则“北京上班族月收入7500元没有安全感”的消息似乎道出了如今充当中国社会中坚力量群体的辛酸。这些人不属于“坑爹的二代”；有些人曾经费劲力量想成为庞大公务员数量中的一份子而无果；大部分人也都体会过母亲“劝儿进国企”的苦口婆心。可其中绝大数人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到城市中打拼，并逐步成为社会的“中间”力量。他们的崛起与中国的崛起同步，他们的独特的思维模式以及一举一动也在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这些人与改革开放同龄，被冠以中等收入者或者中产的名号，具备相对稳定收入，生活比较富裕敢于消费。80后是这个群体的主力军，他们人数众多，具有独立的价值观，并正在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
有专家指出，中等收入者的最大特点是“自我实现不足”的焦虑甚强，也就是俗话说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起父辈，他们没有经历过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他们羡慕改革开放浪潮中率先富起来的“草根英雄”，憧憬西方电影中展现出的中产高端生活，这些都极大抬高了他们的期望值。可反观现实，看着自身工资与物价涨幅的落差，望着遥不可及的房价以及对于医疗、养老等高昂生活成本的担忧，现实与这个群体的梦想似乎格格不入。因此，他们在公司的职位越高越担心失去工作；热衷消费却害怕收到信用卡账单；他们幻想婚后的小资生活，但不得不面对孩子抚养和四位老人的赡养压力。总之，他们生活的并不容易，普遍具有“自我实现不足”的强烈焦虑。
举个例子，笔者熟识的一对在北京某大型银行就职的夫妻，两人月薪均近万元，贷款买了房和车。外人看来，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夫妻收入不菲、事业有成、有车有房。可就在前几天，其中的丈夫突然在网络上对我说：“感觉快得忧郁症了，做什么事情都很焦虑”。细问之，并不是什么来自家庭或单位的突发状况影响了他的情绪，罪魁祸首就是生活本身：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令他早起晚归难有空闲；20年每月6000多元的房贷让他在事业中时刻紧张患得患失，平常还要斤斤计较不断攀升的各类日用品的价格；父母身体不适来京看病，由于不能异地医保只能自掏腰包；两人近期考虑要孩子的计划也让他们不得不提前考虑奶粉钱和未来的学费。
综上可见，中等收入焦虑现象和社会生活成本不断提高密切相关。近年来，国内持续通胀，物价上涨导致百姓的储蓄贬值，而同时，老百姓又缺乏一个稳定的投资渠道，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自然会产生对收入的忧虑心理。此外，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够健全，百姓在住房、医疗、教育等刚性消费方面同样面临很大的压力。
更为关键的是，收入焦虑还反映出了贫富差距这一社会现实。去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同比增长8.4%，低于GDP增长9.2%和公共财政收入增长24.8%的幅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9118元，比平均数低2692元。上述数据表明，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还在降低。我们虽然告别了“共同贫困”，但远没有达到“共同富裕”，现在收入分配格局变成“金字塔形”，贫富差距在拉大。
找到病因，就需要对症下药。不过，收入焦虑需要的并不是心理医生，而是在分配制度层面的切实改革。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调高、扩中、提低的改革方向。这三者是有关联的，调高和提低都能起到扩中的效果。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易敏利指出，“调高、扩中、提低”需要统筹推进，打出“组合拳”，关键是在顶层设计上落实“两个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两个提高”从概念变成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