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岁高龄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来频繁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或在各种公开场合不断发声，批判“权贵资本主义”和“国进民退”，提醒经济改革中的陷阱，呼吁加快体制改革步伐。在很多人眼中，这是一个对中国改革大业“忧心忡忡”的老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吴敬琏多次提醒要注意政府“假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实际上等于复辟命令经济”。认为这会加剧腐败和寻租。
吴敬琏的改革呐喊事出有因。当今中国的改革似乎已进入停滞状态，经济体制改革是改而未改。况且经济体制改革似乎进入怪圈，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而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很难退出。
有人说改革共识已破裂了，甚至认为改革已死。此话不假。现在流行着一种说法，改革有风险，不如埋头搞发展。因此，谁也不再进行改革，谁也不敢进行改革。这等说是中国改革的半途而废：一方面上世纪末期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但另一方面，一些领域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就停了下来。
在改革半途而废当中，国有资本在国内资源配置过程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首先，尽管国有企业不再是GDP的主要组成部分，但仍控制着经济的关键性领域，国有企业继续在石油、电信、铁路、金融等领域处于垄断地位。其次，现代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拥有自行裁量权，可以通过投资项目审批、市场准入、价格管制等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
例如由中国山东省政府强力主导的国有企业——山东钢铁集团并购民营企业——日照钢铁公司。虽然日钢经过无数次抵抗，但胳膊终扛不过大腿，虽然近期山钢融资遇到困难，但最终拿下日钢已不在话下。这被普遍解读为“国进民退”强制收购的标本，并被视作是违背了市场化原则。虽然像日钢这样的民营企业资产庞大，但大都处于产业链下游，受国有企业节制，更走不出被国企收编的结局。
当然，这只是“国进民退”的一个小插曲。但从这一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级政府已习惯性地把国有企业当成“后花园”，打着“提高集中度、保护国民经济命脉、维护经济安全”旗号，在投资和贷款方面总是偏向国有企业。给人感觉，在中国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民营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而曾经被打破的垄断又被国有企业逐渐夺回。
这当中政府在管理经济方面的权力似乎太大，有违市场经济的规律。问题是，越多越强化政府的权力，政府的权力越强化问题越多。由此，这样的恶性循环就愈演愈烈。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在房地产业、金融证券业等领域，政商寻租、腐败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据中国工商联的调查显示，在中国房地产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调整土地用地性质、规划审批，到项目选址、施工监理、工程验收、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充斥了权钱交易。当普通民众眼睁睁期待远远背离实用价值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楼市大降价的时候，地方政府却能从扶持、提振房地产行业中收获GDP政绩，而一些官员则可以继续中饱私囊。
其实，中国的住房问题，原本就是政府严重缺位，只靠商品房地产市场“一条腿走路”造成的。现在好了，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和分配，又成为政府主导的一件大事。在这种情况下，更糟的事情有可能出现，地方政府或者部分政府官员，一旦有了不按市场价格，且不受监督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分配权力，将有可能产生新的腐败和寻租。
在这紧要关头，吴敬琏的改革呐喊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问题是，他的呐喊能否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并具体实施。况且，仅凭吴敬琏个人的力量或极少数人的呼吁，其效果将大打折扣。然而，假如中国不能实现根本性改革，再过二至三年，中国可能遭遇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现在是推进改革并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