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WCHINESE中文网专栏作家牛牧
最近阅读了杨恒均先生关于于丹女士对于儒家文化的演讲述评，感慨良多。早些时候，我听过几次于丹和她的儒家文化讲座；后来由讲座稿编印出的书籍也站在书摊旁偶尔翻过。总觉得于丹把当时儒家言论的对象和宗旨的基本点弄错了，比如孔子的那些话是对谁讲的，为什么讲，她似乎没想明白。
我小时候生长在偏僻的乡村，那里的公立小学信誉不高，文化教育落后，家长多邀请私塾先生开馆，让孩子上私塾，我也有幸体验到旧学的滋味。到1949年，我读完了一整套孔孟之书——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且能熟练背诵。四书，其中的《论语》和《孟子》是儒家老祖宗的原著，算是儒家学说的原始著作。当然，这几本书，无疑是经过汉代董仲舒，宋代程朱以及清代焦循等人，根据时政之需编纂、注释或正义过的，已非原汁原味。不过，当时作为读本，和现在研究儒家学说，只能以此为基本资料。其实，孔孟之书只是这两人在各自那个时代的一些言论记录，也就是一段一段的语录。作为儿童是很难理解的。不过经过老师的点读讲解，读多了也大体能悟出些道理。加以后来的零星研读，基本要领还是懂得的。
五十年代中学语文课本文汉分家，在文学课本里也入选了一些孔孟的言论。如果说就此能让不少人知道一点相关的常识，那么到了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孔夫子和他的徒子徒孙的言论，中国人谁不知其一二。不要说像咱们这类靠笔杆子吃饭的人，就连握枪杆子、拿铁锤子、捏锄把子的人，也知道孔夫子“学而优则仕”和他“克己复礼”之类的名言。
孔子是春秋时代末期鲁国人，基本靠自学成才；孟子是战国时代邹国人，受业于儒生子思的门人。他们所在的时代，是周王朝名存实亡，列国分争，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时期。但同时又是百家争鸣，诸子盛出的时代。在诸子百家中，孔孟只不过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根据读孔孟之书所知，这两位中国古代学者，被誉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儒家学说的创始者，不仅是一位教育家，也是思家和政治家。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并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但他所宣扬的“仁”的学说，说“克己复礼为仁”，主张“仁”要以“礼”为规范。他说的“仁”实际是以维护贵族等级制度为目的，“礼”则是指一整套实现“仁”的等级制度。从整书来看，孔子的那些话，都是对他接触到的君王、大臣和他需要培养为上层社会效劳的门徒们讲的。他的所谓礼仪、规矩、修养，并不是面对平民说的。孔子的言论宗旨，归结起来，就是希望上层社会得以恢复以周礼为标志的初期封建（亦说晚期奴隶制社会）社会制度，希望他的学生们成为上层社会的特权人士和怎样成为上层社会的特权人士或为特权阶级效劳的上层人士。他的教育宗旨“学而优则仕”便是服务于此的主张。
相比之下，有亚圣之称的孟子就有所不同。孟子“民贵君轻”说，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认定残暴之君是“独夫”，人民可以推翻他。并讲了许多有哲理的话语和非常有意义的寓言故事。但孟子提出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论点，也未能脱离儒家的基本框架。
于丹教授对于儒家文化这一基本点，不知是未搞懂，还是有意模糊。于是，就出现拿儒家特权伦理道德来开导民众为基调的学术现象。
和其他诸子一样，作为至圣和亚圣的孔孟二人，仍不失为历史伟人。他们的学说仍有存在和借鉴利用的价值。后人只能是择其可用之精华而用之。
中国自清代后期，1903年公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教育史称“癸卯学制”），开办新学以来，学校就开始以新教科书为教材取代四书五经。“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以后，除乡村个别地方私塾采用儒家之书，城市和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