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身为经济学家和作家的理查德-邓肯(Richard Duncan)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正在接近尾声，一场大的放缓现在已经不可避免。
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进一步落实，特别是信贷政策的持续收紧，中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压力。据温州市经贸委的一份调查显示，今年一季度当地中小企业普遍感觉生存状况严峻，最突出的是企业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明显提高，以往贷款满足程度较高的亿元以上规模企业中，49.2%已开始感觉资金面吃紧，而中小企业更普遍感觉贷款难。中小企业发展受到阻力，势必对就业带来一定的冲击，因为中小企业解决了中国近70%的就业岗位。但是，对中国来说，高通胀使得宏观层面不得不采取收紧货币政策等调控措施以防止经济出现过热而引发更大社会问题。
专栏作家李宁：身为经济学家和作家的理查德-邓肯(Richard Duncan)说，中国经济一场大的放缓现在已经不可避免。
但是，中国经济大放缓，甚至如邓肯所言“不可避免”，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在信贷政策收紧，企业资金链紧张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减税让利，以减税来缓解企业资金链紧张的问题。虽然很可能不像其他手段那样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觉得是一剂否底抽薪的解决之道。
预言中国经济大放缓不可避免的逻辑思维就是，中国经济为了防通胀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这样，中小企业甚至整个经济运行就会因为资金紧张而放缓发展速度，甚至出现破产倒闭，由此则会带来就业压力和工资增长放缓。没了企业，居民没有收入来源或者收入减少，那么国内需求就也会随着放缓。企业发展速度放慢，税收也就减少，政府主导的投资也就会降低。在内需不振，政府投资放缓、出口受限的情况下，经济发展自然也就缓慢。
看起来推理无懈可击。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在这个逻辑链条上，从一个环节入口切断其传导，就会扭转，改变发展轨迹。这个环节，就是减税。国家如果通过降低增值税等流转税环节税率，同时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那么就会让企业得到税收形式的补助，会使企业有一份格外的收入来源支撑发展。企业活了，当然就会带来就业岗位，就会为工人增发工资。如此，不就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轨迹了吗？
另外，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后劲不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居民没有钱消费，这样导致没有需求，自然供给环节就不能壮大。解决这个问题，在企业不能极大促进员工收入增长的情况下，还得通过降低税负来解决。比如降低流转税税负，自然无形中会降低企业产品价格，消费价格降低，消费能力就会提升。同时，国家通过个人所得税改革、其他直接税改革，也会减少个人实际税收负担，用政府让出的这部分税收促进个人消费。比如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对于月收入5000多元的个人来说，可以少缴纳税收325元，这325多元用到刺激消费，加上中国13人口的庞大数字，也会带动经济增长几个百分点的。
其实，70年代的美国经济发展现状与当前中国经济及其相似，高通胀加上衰退的运行风险。对此，美国在70年代出现了凯恩斯主义与供应学派的争议。其中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延续政府通过赤字财政主导投资促进经济增长，而供应学派则建议减税来弥补政府的投资，降低赤字，让居民消费带动经济增长。最后，时任总统肯尼迪采纳了供应学派建议，通过减税让利来促进经济增长，防止经济衰退。美国70年代减税让利的刺激经济发展方式，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