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了林泉忠先生《从元旦新年看东亚的“西化”》一文。文中提到：“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大量引进西方的制度、技术、文化，作为“脱亚入欧”的一环，日本也率先于一八七三年采用公历，同时废除了农历。日本放弃农历（准确的说是太阳太阴历），采用公历确实是有“西化”的原因，而当年日本政府突然改行公历实际另有隐情，解决明治政府的财政困难才是促使改历的直接原因。
有据可查，日本从7世纪末期开始使用中国的历法，一直到1685年，才有了日本人自己编制的“贞享历”，后来几经改历，到明治初期使用的是“天保历”，这些历法都是阴历。明治维新前，官吏的薪俸由以前以年度来计算和发放的“年俸”改为按月发放的“月俸”。由于阴历是以月亮朔望立月，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个闰月，有闰月的年份就要按十三个月发放官吏的薪俸。1873年将有闰6月，就遇到这个问题。当时明治新政权面临着近代化工厂的建设，旧工厂的改造，建立学校与军队，对士族发行秩禄公债等一系列重要任务，每一项都需要巨额资金，国库空虚可想而知。于是，明治政府于农历1872年11月9日发布了“改历诏书”，决定废太阴历，颁行太阳历，以即将到来的12月3日作为1873年1月1日，从此诸祭典等旧历月日一律按照新历的相应日期施行。这样一来，不仅1873年由旧历的13个月变成了新历的12个月，而且1872年12月份因为只有两天，这个月的工资也就被免掉了。改历的结果是为政府省下两个月的财政支出，对政府来说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财政困难。
1873年日本废除农历改行公历被称为“明治改历”，是日本历史上最后一次改历，几乎没有争议就付诸实施。由于事出突然，1872年11月9日发布改历诏书，仅仅20多天后就要实施新历，过新年，各方面都缺乏足够的准备，已经印好的旧历日历全部作废，让印刷业者蒙受重大损失；尤其是习惯于旧历的民众很不适应，一度造成混乱，改历也被批评为“粗暴的改历”。然而，大多数国民还是服从并支持了政府的决定。为了让民众逐渐接受新历，最初的日历都是采取新旧历并记，一直到1909年旧历才被完全放弃。
可见，日本放弃农历，实行公历是实行西化的结果，而1873年有闰6月，才是改历的真正动因所在。
在明治改历的同时，日本也导入了西洋的24小时制计时法。此前日本长期使用中国的“百刻制”（把一昼夜均分为100刻）与“十二时辰”（一天分12个时辰，采用地支作为时辰名称）并用的定时法计时，从室町时代开始，改为使用“不定时法”，即将日出到日落、由日落再到日出各自分为六等分，根据季节的变化，时间长短有不同，白天与夜晚长度也不尽相同。这种计时法是根据日出日落判断时间，农民更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们没有精确的时间概念，以至于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评价说，“日本人不紧不慢的程度简直令人吃惊”。使用24小时制后，过去的时辰被精确的时、分所取代，社会节奏因此大大加快。
明治维新以后，政府官厅、军队、学校都聘请了不少外国人，这些外国人都坚守母国的生活习惯，要求实行周休制，与日本的逢一、逢六休息（俗称“一六日”）产生矛盾，也影响了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1876年开始，首先从政府部门、学校等公共机关实行了星期日休息的制度，此后逐渐普及到企业。
引进公历和24小时制及周休制度是对东方国家传统生活方式的挑战，日本于1873年走在了前面，20多年后，朝鲜李氏王朝也在1895年末宣布以当年阴历11月17日为西历1896年1月1日。对于日本的改历，当时很多中国人都表示不解。如驻日参赞黄遵宪在日期间与日本友人谈及改历时提到，“中东两国沿用夏正已二千余年，未见其不便。且二国均为农国，而夏时实便于农，
夺其所习而易之，无怪民间之嚣然异论也”，并说“中国特不欲更改，并非无人及此”，从黄遵宪所言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不是无人懂得新历，而是不想改，因为国人还拘泥于农业社会的传统，只能眼看着日本人改革旧制，快步走向近代化工业社会。直到1912年，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国最终也在大势所趋下改行公历。与日本不同的是，虽然朝鲜半岛与中国改行西历，但传统的阴历在社会生活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节日仍用农历。日本社会在使用太阳历后，原本密切反映自然节气转换的节日与季节感和天候变化拉开了距离，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也在淡化，这一点曾饱受诟病，这就是“脱亚入欧”的代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