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花开的季节也是毕业大学生为工作发愁的时候，今年更加愁苦。五位政协委员3月8日专门就大学生就业召开新闻发布会，民建中央常委蔡继明透露，今年只有36%大学生能够就业，形势比较严峻。这些面临失业困境的学生正是曾称为“小皇帝”的“80后”一代。
以出生时间来界分人群的做法并不科学，但是，在中国，1980年至1989年出生的人群被赋予“80后”这样一个称谓，并且贴上许多告别传统中国的标签，诸如自私、叛逆等等。与二战之后美国那些年轻诗人和作家所构成的“垮掉的一代”不同，“80后”表现为一种时代变迁为成长提供群体性格转型现象。
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中，从不曾存在一个青年人的群体，在度过6岁之前的孩童时代之后，直到20岁行冠礼之前，是一个必须接受向成人过渡的修养阶段，被要求与大人一样行事并承担各种力所能及的劳动。在共和国建立后直到1970年代，受制于物质的贫乏、政治社会以及拥有兄弟姐妹，中国孩子大都在困窘中生活和长大，这让他们必须服从于家庭和集体，几乎没有任性和自私的可能。
但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80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拥有充足物质供应的孩子，并且作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独生子女”一代，因享受家庭的万千宠爱，在童年时被称为“小皇帝”。在没有兄弟姐妹的环境下，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礼让、分享和相互关爱的可能。
大量舶来的消费与娱乐文化随着普及的电视、网络工具占领了“80后”孤独的心灵空间，塑造了背叛中国权威文化与传统道德的性格特征，消费主义取代了节俭美德，我行我素颠覆了家长与老师的权威。“80后”拒绝概念化的标签，只承认具有共同的成长记忆而不会有强加给的共性。“80后”与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命运是同步的，在他们陆续走向社会后，中国传统的增长模式已到尽头，这意味着这一代人注定要承担中国转型的成本，迎接他们的是巨大的生存压力。
让当初刚步入社会的“80后”头疼的是高企的房价，没有父辈的分房福利，而当他们试图积累足够的首付款之时，房价却上涨得更快。所以，作为一种现象，大部分“80后”父母都会拿出积蓄为孩子支付房款。这将带来一些潜在的社会问题，那些在异乡工作的年轻人，如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未来不仅需要赡养四个老人，将父母迁居身边也会加速这些城市的老龄化程度，上海正在出现这一趋势。
现在，“80后”正面临就业困境。那些已经就业的“80后”遭受失业的危险比前辈更大，因为相比缺乏经验和权力。事实上，即使没有全球性的危机，中国经济也会步入转型期，这是一个减少民工就业而急需科技、创意人才的年代，但是，目前寻找工作的“80后”正在与民工抢饭碗，这是一种奇怪而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
这是因为中国科技创新或创意领域由于文化和制度的原因仍然难以启动，尤其是僵化的科研制度以及对文化产业的管制，导致可持续发展的增量就业市场低迷。然而，更加糟糕的是，脱离时代和市场的教育内容所塑造的人才并不具有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的能力，人才和制度的双重缺位决定了中国转型的长期压力，“80后”将是这种压力的主要承担群体。令人担忧的是，“80后”虽然在性格特征上告别传统，在价值观上却没有得到更多素质与公民教育的现代文明的内容，从而陷入一种混乱的自由，并将之标榜为个性。不过，在去年四川的地震灾难中，作为志愿者主体的“80后”让公众看到了希望。
美国大萧条带来的生存压力曾经改变了一代孩子们的性格，他们避免冲动，崇拜金钱，更加努力并喜欢上了储蓄。目前尚且还不知道“80后”在这场漫长的痛苦转型的过程中能否变得坚强与进取，至少目前仍然拥有父母的宠爱而可以做“宅男”或“啃老族”。不过，公务员岗位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