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在阶层、权力、财富、生存机会上正在进行“代际传递”。“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现象持续地构成社会热点和痛点。
“李刚门”毫无疑问提供了一个分析现代“官二代”飞扬跋扈的经典文本。然而，有必要借助这一事件继续追问：“官二代”、“富二代”们这么嚣张，是否不仅和个人教养、权力-资本在博弈中占压倒性优势有关，而且更是中国社会在撕裂中，权力-资本阶层要牢固地确立他们和普罗大众的“阶层壁垒”的无意识产物？“官二代”、“富二代”们那种夸张的炫耀性表演，是不是一种“上等人”阶层在形成过程中“自我认同”的焦虑？
从这个个案的表层扫视过去，“我爸是李刚！”（相应地可以演绎出“我爸是xx富人”、“我们是xx人！”）和飙车、泡美女、炫富等，实际上是一个形成中的“上等人阶层”，在进行夸张的身份建构的宣示。在心理上，它们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由于充满了来了自身和他者认同的焦虑，富人（包括拥有权力和资本的人）和他们的子女必须依靠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让整个社会知道他们是什么人，让他们确认自己所属阶层，与他们眼中低贱阶层的区别何在。它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一个新的阶层在形成中，建构自我认同时无法避免的神经症性紊乱。
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没有错。一些人先富，总比大家一起穷更好。而且，在逻辑上，先富起来的人是可以带动另外的人一起富的。
但是，中国社会显然忽略了人的这种心理并从制度上加以规制：一旦一个人富了起来，尝到了他比别人有钱的甜头，在心理竞争中，他就不希望别人也一起富。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30年来，很多先富起来的人，实际上就是直接或间接地榨取穷人才让自己富起来，并不断地积累财富的，而为了经济发展和自身利益，肉食者对此一直纵容。前段时间，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释放了加强分配体制改革的信号，马上就有政协委员站出来解读，说这绝非劫富济贫。他说的没错，期待“先富带后富”极为天真。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游说中国富人捐款，就吓怕了很多人。而面对中国社会的“不安全感”，很多富人选择的也是移民，而不是掏几个子儿给穷人来买安全感。
这一事实已非常清楚：先富起来的人，想到的并不是帮着穷人一起富，而是要让自己和穷人在身份上，在获取资源和财富的机会上彻底区别开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30年乃是一个重新构造阶层并不断形成阶层分野的运动。
穷人除了心理结构，在身份上或许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对于富人来说，则是一个从原先的阶层把自己提升为“贵族阶层”的过程。本质上，现在的“阶层固化”、“阶层排斥”，都是意在建构一个“上等人”和“下等人”相互对峙的阶层结构和等级秩序。无论以何种手段获取财富与权力（政治的、经济的、知识上的），也无论是否有“原罪”，是否“犯罪”，富人阶层都倾向于对自己的“上等人”身份进行建构和认同。
以中国富人的粗鄙，他们自己可能也明白，自己离“贵族”还十分的遥远。30年过去了，现在仍然只是中国社会形成一个“贵族阶层”的前夜。这个历史时间段充满并仍将充满残酷、荒谬、无序和歇斯底里。
建构和维持一个“上等人”和“下等人”的等级秩序，一个必要的手段就是维护既得利益秩序。权和钱是建构“上等人”身份的材料，为了让自己的地位不遭受冲击，就必须把穷人的出路封死。整个社会的“拼爹游戏”、“培训富二代”、“隐形世袭”，以及税收体系、政策层面的“劫贫济富”，无不反映了这种特征。
“穷一代”们可能已经绝望或说认命，但在一个到处充斥“成功学”的鼓噪，并且在经济发展的宏大叙事中，在理论层面也允诺了很多人可以改变命运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