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意义上，钱云会事件乃“应运而生”，是必然性链条上的一个偶然性环节，没有钱云会也会有孙云会赵云会躺倒在那里。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中国社会走到了这一步：掠夺者失去了耐性，要动用暴力维护掠夺特权了——用周星驰的话说：“我已经忍耐你很久了!”
唐福珍事件很悲惨，但那时候掠夺者还忍耐着，还没有主动出击，从他们的角度说，事件还是被动发生的。钱云会事件不同，它是掠夺者主动的暴力残害，是在明确意志指引下的血腥屠杀，性质完全不同。
性质不同的社会事件对应着不同的社会形态。如果说唐福珍事件对应中国社会持续紧张的话，那么，钱云会事件则对应中国进入到了社会爆炸的临界点，掠夺者和被掠夺者都没有退路了。
在此之前，掠夺者还挂着某些花言巧语的遮羞布，现在他们把这层遮羞布扯掉了，露出了狰狞的嘴脸，这意味着原来一直晦暗不明的营垒一下子变得清晰了——的确有一个敌视人民的利益集团凌驾在中国社会之上，他们的确在不择手段地欺压人民掠夺人民谋害人民，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了。
接下来事情会怎样发展呢?有两种可能：第一，掠夺者和被掠夺者都不让步，相互以暴制暴，社会骤然爆炸;第二，掠夺者动用强大的国家力量逼迫被掠夺者屈服，在“红歌”声中重新制造具有高压态势的意识形态幻象，重新回到文化大革命那种严密操控社会的状态。
任何对社会发展的预测都隐含着风险，很难断言事情会向哪一种可能发展。很难断言不是说不能言，我的看法是：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第二种可能是唯一的可能。
钱云会事件虽然是社会爆炸的临界点，但还不是社会爆炸本身。在一个社会体制把它的全部热能消耗完之前，它是不会溃解更不会爆炸的，即使点燃了引信也不会——爆炸物坚硬的钢体会用高压或超高压禁锢住炸药，使爆炸不至于发生。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如果哪一天高压和超高压也禁锢不住炸药了，超越而来临界点，爆炸该发生还是得发生。那时候，当人们回望历史的时候，仍然会点着头说：“哦，钱云会，一切都是从他的死开始的……”
作者介绍：陈行之，在北京读小学和中学，1969年到陕北插队，就读于延安大学中文系，1993年回到北京。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各类体裁文学作品一百余万字。九十年代后期着力进行长篇小说和随笔创作，近几年相继出版《危险的移动》(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当青春成为往事》（作家出版社，2007年）等长篇小说，发表大量涉及文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