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只是个经济大国，还不是经济强国。可能并不存在一个普适的标准来区分大国和强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量变到质变”，中国经济的变化方向是从量变的大国转为质变的强国。但中国成为经济强国之后，最大的疑问来自于可持续性，质变也可能是“好”的(可持续的)质变，也可能引起“坏”的(不可持续的)质变。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越来越复杂，经济发展中需要调控平衡的问题越来越多，可利用的经济和政策手段却越来越少。中国经济好似一个高空杂技演员，钢丝离地面越来越高，平衡问题越来越严峻，但手中的平衡杆却越来越短。在这种不利条件下，中国经济却仍然要保持前行的速度，难度非常大。

一、人民币对内贬值和对外升值并存

目前人民币存在一个十分不寻常的情况：对内贬值(通胀)和对外升值并存。这本是一对矛盾。导致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原因归结起来四个字：国富民穷。

“国富”是人民币对外升值的直接原因。我国GDP增长快且持久，国外对人民币的需求强烈。从今年6月扩大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试点范围开始，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中超过八成是进口，部分试点地区高达九成。面对如此旺盛的人民币海外需求，人民币对外升值是很容易理解的。

“民穷”并不是通货膨胀的原因，而是通胀对人民的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才显得通胀问题十分突出。实际上这几年我国的通胀并不严重，3%~5%的通胀率是十分温和的。如果老百姓的实际收入增长比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更快，那么温和的通胀也就不是问题。

“民穷”的根源在于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处于弱势，低工资和社会保障不足导致老百姓的生活仍存在“尊严”问题。有人说，中国工人的工资如果上升太快，就会失去人力资源禀赋，从而失去国际竞争力。这不合逻辑。因为代表企业生产成本的PPI上升速度通常比CPI还要快，但中国的总体产能并没有下降，反而迅速上升。企业可以通过技术进步、产品创新和加强管理来很好缓释成本上升的压力，但却很少为工人增加工资，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因此，要解决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矛盾现象，除了下大力气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别无他法。收入分配问题要从城市和农村两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并举，才有可能取得明显的效果。

二、城市化和农村建设

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城市化必然导致大量的基础建设，对于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过度城市化并不见得是苦口良药。在不拖累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使农民在农村就能够富裕起来，从而提高其进城的机会成本(或者滞留在城市的机会成本)，从而减轻城市化的压力，减缓城市化进程。

要使农民致富的方式很简单，与工业企业没有区别，收入减去成本就是利润。农民的收入一方面要丰收，另一方面要买个好价钱，还有第三个条件，农民要能真正收到好价钱，且农资不涨价。但是如果农产品买出了好价钱，就会出现我们前面讨论的通胀问题，而且2010年的通货膨胀中，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贡献率比较高，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10月份CPI增速中，食品类价格上涨的贡献率高达74%。另外，农民可能拿不到价格上涨的实惠，除了中间环节拿走大部分利润之外，在农资上，农民还要实实在在地承受价格上涨之痛。

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工作可以尽快展开。一是普遍提高城市居民工资性收入;二是减税(包括关税);三是严格监控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销售;四是大幅度降低公路收费标准，从而降低物流成本。

三、贸易顺差和FD

I要有方向性的调整

毫无疑问，进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碳排放的角度，商品出口的同时，其制造过程的碳排放留在我国。如果考虑商品和对应的碳排放在进出口过程中正好出现相反的流向，也就是说，我们进口商品的同时出口了碳排放，而出口商品时相当于进口了碳排放。

从这个角度而言，购买和使用进口商品是一种低碳消费行为。我国在发展对外贸易的时候，应该注意贸易顺差和碳排放净进口之间的关系。

另一个与碳排放相关的是外商投资企业。FDI企业在中国进行生产，带来技术、设备、资金和就业的同时也带来了碳排放，也可以简称为“排放转移”。我国在引进外资的政策上应作出一定的调整，防止部分高碳排放和高污染项目进入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