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阵，华为任正非在机场排队等出租车的照片和排队在内部食堂吃饭的照片迅速走红，一时间任正非像网红般地刷遍朋友圈。同样，前几天华为与支付宝的合作也被媒体迅速解读为华为要与苹果在移动支付领域抗衡，尽管种种迹象表明，这只是华为生态合作中很小的一次合作而已。
如果是五年前，即使是任正非有战略远见的内部讲话也未必有今天这么高的关注度，即使是华为企业业务的超常规发展的发布会，会上的媒体也是寥寥。
在华为历史上，也许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被媒体、行业和公众如此关注。
华为在企业级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思科的前总裁钱伯斯以前每年会针对华为发表一次讲话，这位通信行业的翘楚，之所以十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着华为，也许是来自于自已超越常人的商业敏感，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早在十多年前，就发现华为这间公司身上的气质让他和思科感觉到可怕。
早在2003年，有传言就称钱伯斯制定了一项打击华为的计划。事实上，华为正是在思科、爱立信、阿朗，甚至三星和苹果的眼皮子底下，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迅速长大。
2015年，钱伯斯退休后曾对媒体称，“任正非是一个好领导。他领导的华为很成功，组织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和成熟。我一直关注他的言论。我们对于为中国带来数字化，以及数字化带来的好处的理解是一致的。我们在这方面是竞争对手，而且会在此方面继续竞争。华为正在经历的很多转型对其公司而言都是很好的。”
得到敌人或竞争对手的尊重，或许真正说明了华为最为强大的能力。
同样，在中国如日中天的BAT，占据着中国最大的社会资源和媒体资源，但至今仍然没有人敢与华为对标，无论是公众还是BAT自已，可能潜意识里，觉得BAT与华为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虽然如此，如果说以前我们可以明确知道华为是一家通讯设备行业的国际性企业，但在今天公众和媒体如此关注的情况下，华为的面目却越来越模糊了。华为究竟是一家运营商设备制造商？一家网络设备制造商？云服务支撑系统服务商？还是手机厂家呢？
是，却又不全是。
一、超越爱立信，赢的不仅仅是市场，更多的是技术的必然
在通信设备行业（华为称运营商业务），华为在全球已领跑两年。
2014年华为以310亿美元的总营收微超爱立信的293亿美元营收，成为全球第一，之后通过2015年21.4%的增长，到2015年末，华为的运营商业务便以358亿美元（2323亿人民币）的总量与爱立信294亿美元营收拉开距离。
正如思科钱伯斯所言，“对于为中国带来数字化，以及数字化带来的好处的理解是一致的”。华为不仅是在中国，通过自己对运营商业务的深入研究，正在以ROADS模式，推动全球运营商业务的数字化转型。
如果我们跳出运营商业务的数据层面，变换一下角度，我们站在全球个人化通讯方式变化的角度，会惊讶的发现，华为超越爱立信的时间，正好与全球4G网络普及的时间点相吻合。
这绝对不是巧合。
在3G时代，虽然标准是爱立信、诺基亚等企业制定的，但真正的核心专利却掌握在高通手里，后面欧洲演变出的WCDMA的标准和中国的TD-SCDMA标准，也正是针对高通专利垄断而产生的必然反弹。
华为的研发2002年开始起步，不久便迅速加速，早在3G未普及的时代就开展了4G核心专利的研究。到目前，华为为LTE网络提交了500多件核心标准专利，占到了LTE标准专利的25%。事实上在4G标准的最核心专利上，华为拥有足以和高通等专利大户对抗的能力，只是这一点并不被外人所知。
而这些技术和专利的储备，无论在设备制造和网络覆盖上，帮助华为进入全球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