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更是落后于中国。但在开放之初，印度就确定了发展软件产业的国家战略。上世纪80年代初，拉吉夫·甘地明确提出：“要用电子革命把印度带入21世纪。”
1984年，印度颁布了计算机政策，明确了软件业可以获得相应的补贴和优惠。同年，德州仪器公司进驻班加罗尔。为迎接德州仪器的到来，印度一举打破了25条政策限令，一举向世界树立了印度下决心推进软件产业发展的形象。
1986年，印度又颁布了《计算机软件出口发展和培训政策》，为软件生产提供从税率优惠、人员培训到降低门槛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优惠。
但政策的出台并没有为印度带来预期中软件外包产业的迅速发展。到1991年，印度全国的软件出口额总计不过150万美元，不及今天班加罗尔出口额的万分之一。
印度决定效仿硅谷。1990年，印度电子工业部首次批准成立3个软件科技园区，班加罗尔即为其中之一，另外两个是布巴内斯凡尔和浦那。一年后，为避免地方政府对园区的不适当干预，印度政府又决定允许园区注册为独立机构，并赋予其广泛的权利。至此，印度高科技园区的发展拨云见日。
1992年，印度取消了设备和产业进口的许可证。1998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组建了“国家信息技术与软件发展委员会”，并于同年发布了著名的《2008年信息技术发展计划》，明确提出用10年时间将印度建设成为“软件超级大国”。各种优惠方案随之相继问世，行业门槛逐年降低，审批程序迅速简化。
而在这两年之后，中国也制定相关政策支持软件产业的发展。2000年6月，在国务院颁布第18号文件《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中，首次明确提出软件业可以享受到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多项产业扶持政策。
此后十几年，印度与班加罗尔投资环境的变化有目共睹。1981年，印度第二大软件出口商信息技术公司总裁穆西创业时，苦等了18个月才拿到营业执照。当时电脑硬件的进口关税高达335%，软件进口也有160%。而现在，“即便是百万美元以上的投资，所需审批时间也不会超过半天，税率更是几乎将至零”。
印度政府还非常注重研发。
目前，印度各级政府不但承担了全国85%的研发经费，还建立了以印度工业开发银行、印度技术开发与信息有限公司、印度风险资本与技术金融有限公司等为中心的金融支持体系，对高新技术的商品化、产业化进行系统的金融扶持。
同时，印度政府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创新开发，以促进科研成果的商业化。鉴于自有资金不足，印度还通过减税等方式鼓励风险投资基金参与到园区中小企业的发展中来。现在，印度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几乎都将总部设在了班加罗尔。非但如此，班加罗尔还与硅谷风险投资公司聚集地沙丘大街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政府的支持终于让班加罗尔成名于世界，甚至使印度一度成为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希望所在。但幸福与烦恼竟仅有一线之隔，耀眼的光芒尚未消退，隐忧却已逐渐呈现。
班加罗尔风光难续
印度和班加罗尔，曾被视为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希望。
即便飞速发展了超过20年，印度在互联网领域的战绩依然难称辉煌。目前，印度有8100万互联网用户，位列世界第四。但印度人口总数超过10亿，这个世界第四并不意味着互联网已经在大范围内得到普及：印度的城市居民只有20%是互联网用户，而中国为60%。中国还有2.33亿移动互联网用户，占总人口的18%，而印度只有1700万，还不到总人口的2%。
麦肯锡的研究预测，如果印度能够有效释放其潜在需求，到2015年，该国的互联网用户总数将达到4.5亿，数字内容消费总量将增加一倍，达到95亿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