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存在，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赵燕霞表示，“目前，我们以粗放经营为主的企业经营模式确实无法与以创新为主的外资相抗衡。无论引进人才还是研发基础，或者资本实力，中资企业都处于明显的下风。”
政府只能再次进场，“没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政策，中关村的无数科技企业都会倒闭”。但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此时却愈加难以回避：何时才能见到中关村的发展由市场主导？
没有完善的中介机构，
就没有市场的真正主导
谈论中关村，永远无法避开的，除了创新，就是政府。
1980年10月，曾两次到美国硅谷考察的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春先等人，开办了北京等离子先进技术服务部。这是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机构，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对科技人员“下海”的巨大争议。
先驱没有成为先烈。1983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等4位领导同志鼓励、支持陈春先创办技术服务部的批示精神，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等媒体的报道直接传达到基层，科技人员探索科技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行为得到充分肯定。
随后30年，国务院先后5次出台文件促进中关村创新体系的发展。在中国小心谨慎地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中关村宛如被屏蔽的孤岛，在最能体现计划经济力量的政府指令推动下率先开始沐浴市场经济的阳光。
“差别不等于差距，政府主导的集群发展方式在现阶段没有什么不好。”谈及硅谷与中关村的异同，浪淘金科技有限公司CEO周杰毫不讳言政府之于中关村的巨大作用，“对于在创新领域扮演追赶者角色的国家而言，政府主导有助于克服很多弊端，少走不少弯路。”
周杰在谷歌初创时期加盟谷歌，随后回国协助李开复发展谷歌中国，而立之年创立浪淘金，并在迄今为止的3年时间里实现年均10倍的营收增长。职业生涯之顺利，使周杰戏称自己是个“非主流”创业者。
但这位“谷歌历史上最年轻华人技术总监”，还是成功完成了从一个标准的硅谷白领到一个标准的中关村创业者的蜕变。曾先后在两地取得成功的周杰，对中关村与硅谷的异同，对于市场和政府的进出，都有自己的见解。
“在硅谷，创业者需要做的惟一一件事情就是做好产品，但在国内，创业者还要处理包括法律和财务在内的很多其他问题。”周杰表示，“这种差别正是硅谷的魅力所在，而其根源就是大量为创新企业服务的中介机构。”
这是一个种类庞杂而数量繁多的群体。但在大多数讲述硅谷与斯坦福大学的故事中，它们却常常被人们忽略。
硅谷的中介机构种类庞杂、数量繁多，涵盖了从财务到融资，从法律事物到人力资源的一切领域。这些中介机构犹如硅谷不同机构之间的润滑剂，将数以千计的风险投资人和最出色的技术公司，将最优秀的人才和最杰出的研究机构融合在一起，使硅谷最终得以成为今天的硅谷。
硅谷的中介机构像硅谷的创业公司一样具有冒险精神。他们在提供服务时会让创业公司选择付费方式：如果资金紧张，他们丝毫不介意将其兑换成股票期权。这使很多创业公司节省了宝贵的资金，获得了更好的发展环境，“创业失败就不用还了，想着都轻松”。
“中介机构的发展有利于形成完备的产业体系，而完备的产业体系是集群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政府要积极引导和规范中介机构的发展，这样才能让市场更好的发挥作用。”杨德林表示，“但政府千万不要自己去发展中介机构，否则问题更多、更复杂。”
创新副产品：治通胀
如果中关村已经成为“硅谷”，今天的通胀可能只是一个伪命题。
改革开放以及相伴而生的致富机遇，大规模城市化以及相伴而生的大规模投资机会，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财富。福布斯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