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驻波，也难见这样的勇气和魄力。
“中国文化中有不甘人后的传统和强烈的反征服意识。”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说，“因此，中国经济敢于同世界先进水平竞争并取得胜利。”
但就像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并不能代表中国经济出色的发展质量一样，飞速发展中的中关村同样有它必须面对和着力解决的问题。
中关村营业额突破亿元的企业以每年超过百家的数量在增加，市值超百亿的企业总数有30家之多。但30年的发展过后，中国尚无一家科技公司真正具备影响世界经济的能力，甚至没有几家企业可以真正取代上世纪80年代的四通和联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每年多达19000件的专利申请数量也没能成为中关村出色的佐证。自从王选教授的激光照排之后，中关村再没能为中国经济奉献出任何一个里程碑似的革命性技术。非但如此，中关村几乎所有的科技公司都搅在山寨的漩涡里不能自拔，人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在硅谷找到几乎每个知名科技公司的原型。
围绕速度与质量、山寨与原创的争论，夹杂着国外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利的指责和国人对于中国真正强大的期望，在过去几年不断升级，并最终从一个国内议题上升为国际话题。
“企业都是以利润为导向的，模仿与创新都是企业盈利的手段。而模仿既可以节省企业成本，又可以增进社会福利。因此，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模仿无法避免。”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技术经济与管理系教授杨德林表示，“但长期的模仿必然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中国要想真正强大，必须开始破解创新发展的国情坚冰。”
什么在阻碍中关村？
中国经济的成就有目共睹。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几乎将所有最高效的生产线全部集中在了自己名下。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其对工业经济的认知、领悟和掌握能力不断提升，直至成为世界一流。盖茨就曾坦言，只有到了中国，才能知道什么是高效。
但要建设中关村，中国需要做回学生。作为一个计划经济占据主导地位长达几十年的国家，中国的大企业为实现规模经济和满足社会需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为支持大企业的发展，中国也建立了相应的金融和财税等社会服务体系。从大企业到大银行，“做大做强”几乎成为多年以来中国企业不变的目标，而“大”则几乎成了中国经济留给世界的惟一印象。
但大企业可以帮助中国成功地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并不意味着其还能帮助中国从工业社会成功迈进信息社会。工业经济只需要不断完善已有的基础性创新，并将这些创新物化在生产线上，而知识经济则需要不断提出基础性创新以改进经济形态。
“无论要素投入方式、经济管理方式还是价值分配方式，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之间都存在巨大的不同。”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燕霞表示，“但对这些不同，中国的认识十分有限；对于如何处理这些不同，中国的经验和积累更加有限。”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同样阻碍着中关村的发展。
大规模的快速城市化，使房地产等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成为中国经济中风险最小而利润最丰厚的行业。行业之间收益率的显著差别以及资本的逐利本性，使社会资本纷纷流向这一领域。
本国资本从创新领域的大批退出，与同期国外资本的如潮涌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在，世界500强中的167家公司在中关村设置了分支机构，其中接近100个分支机构为研究机构。中关村每年新增的15万高科技人才中的很大一部分，选择从外资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我们不能狭隘地说我们的人才不能为外资服务。但国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