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如果将接入费用计算在内，数字消费总收入可能增长4倍，达到200亿美元，这是中国预期增长率的2倍。
班加罗尔有充足的发展空间，但却正在失去坚实的发展基础。
尽管与硅谷渊源颇深，甚至获誉为硅谷的“后台办公室”，但班加罗尔的城市环境与硅谷其实相去甚远。伴随着城市人口由300万激增到650万，班加罗尔的水电供应持续紧张，房屋租金价格则不断上涨。
当立志让大连取代班加罗尔的大连市长夏德仁在班加罗尔考察时，他意外发现，尽管班加罗尔的硬件设施远逊于大连，但其租金价格已经达到每平方米每天 2.5元，而大连只有1.8元。当时，在IDC发布的软件外包城市排行榜上，班加罗尔位列亚洲第一，大连则已是亚洲第五。这让夏德仁对未来充满信心，何况 “大连政府还愿意为企业提供0.6元的租金补贴”。
比租金价格更难以处理的深层次问题是交通堵塞和空气污染。在班加罗尔，狭窄的道路被难以计数的黄牛和必须时刻注意躲避这些黄牛的几百万辆机动车占满，糟糕的交通导致每年近千人因此丧生。基础设施的每况愈下，使班加罗尔再不是理想的生活之地。
印度第三大软件出口商维普罗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齐姆·普雷姆吉曾说：“所有人都觉得这里的基础设施问题严重。过去5年，班加罗尔的基础设施没有任何改善，我们也难以预见未来5年会有所改善。我们的公司在班加罗尔很难持续发展。”
班加罗尔的成功也没能改变印度的国力。与班加罗尔规模相当的孟买，至今仍是贫民窟的天下。即便是制造了大量中产阶级的班加罗尔，以外包为主的软件生产方式也使其丧失了绝大多数本应享有的知识产权，彻底成为了硅谷的廉价工厂。在班加罗尔，一名编程人员的收入只相当于其硅谷或者欧洲同行的六分之一。
而随着包括大连在内的亚洲其他软件外包城市的兴起，班加罗尔的定位愈发尴尬。对于印度而言，这座城市也许正在退变为一个“甜蜜的负担”或者“幸福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