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者，他们应该起到什么作用？
姚洋：企业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中国的文化里，我们是非常崇拜企业家和个人财富的。中国文化就这样，只要是通过努力得来的，就是应得的。于是，企业做什么事情就会有引领的作用。
特别是我们那些大的平台企业，他们应该做出一些表率作用，应该从单一的利润导向转向陈春花老师说的 “共生”——把上下游企业和竞争对手都当作是一个共生的生态来维护，而不是就想着自己的那点事儿，否则很有可能会对社会产生破坏性。
澎湃新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事件显示出我们的一些巨头的企业文化可能是非常糟糕的。
姚洋：这与企业家的个人素养不够有关系。部分中国企业家很成功，受到追捧，他们形成了自我强化，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也不需要读书了，以为学者的东西都是纸上谈兵，根本不值得一听。他们自认掌握了一切。但实际上，做好一个企业并不等于就明白了世间的万事万物。相比之下，读书比较多的企业家就不太一样，思想所处的高度也是不一样的。
企业的社会责任比捐款重要得多
澎湃新闻：实现社会公平是共同富裕的内涵，企业又应该怎么做？
姚洋：这是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企业与其拿出那么多钱去捐款，还不如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996”就是一个巨大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它把整个社会给拉低了，让我们每个人都紧张。企业与其拿出那么多钱来捐款，还不如不要搞“996”，让员工周末可以休息，给外卖骑手们都缴上社保，是不是更好？企业也不要再用算法和系统去算计那些骑手，他们跑得越来越快，骑手累，整个社会都累——骑手们横冲直撞，交规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存在，这对于整个社会氛围的恶化，不是仅仅靠捐赠就能换来。企业的社会责任其实比捐款要重要得多。
澎湃新闻：你刚才提到，中国人从心底里认可精英主义文化，韩国的财阀经济似乎就是这种精英文化的一种体现。在东亚文化圈中，日本似乎不太一样。
姚洋：日本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共同体的概念。“忠诚”在他们的血液当中，他们一旦进了企业，就忠于这个企业，也就有了共同体的意识，所以容易形成一个比较平均的社会。比较有意思的是，日本这样一个平均主义社会，却并没有影响到它的企业家精神。他们的企业家中也出现了伟大的管理学家，他们的企业家也不要求多么高的财富，就是致力于创新。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企业家。
因此，并不能说有了共同体的意识，实现共同富裕，会压制企业家精神。当然，制度仍然要鼓励企业家创新，只要制度对了，跟文化的关系可能就没有那么大了。否则，很多的不好做法是我们文化决定的，在我们的血液里头。最后，我一定还要强调，不要把共同富裕搞成一个运动。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研究，然后在制度层面来解决问题。